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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發源:雜憶五味

時間:2018-08-02 11:14來源:《名家故事》 作者:周發源 點擊:

周發源,1955年出生于湖南澧县,籍贯湖南湘阴县(今汨罗市),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研究员。曾任《湖南社会科学》主编,《船山学刊》主编,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出版专著两部,主编著作二十多部,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党建研究》《党校论坛》《内部文稿》等报刊发表文章一百多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三十多项,主持撰写调查报告近三十个。作品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特别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十五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优秀专家。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首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商学院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


歲月渺渺,人生幾何。我從呱呱問世至今已有六十多個春秋,在生命運行的軌迹裏,那些走過的路、吃過的苦、經曆的事、幫助過我的人,始終銘記于心,成爲永生難忘的記憶。如今,雖已近退休,但對于學術的熱愛依舊。人生有涯,學無止境。走學術之路,苦中有樂,樂而忘憂,不知老之至矣!回顧走過的路,覺得做人爲學應“五味”俱有,才是可回眸、有回味的人生。


1955年,我出生在湖南澧縣官垸公社官垸碼頭,那時家境較好,父母是集體單位職工,生活基本無憂。1966年父親病逝後,家境逐漸滑坡,1969年初隨母親下放到官垸公社田家口大隊十六生産隊,從此走上自我謀生的路。那一年,我不到14歲。

我自小頑皮淘氣,上小學時成績一直很好,利用認識的一點文字,囫囵吞棗地看完了《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封神榜》等古典名著,爲英雄豪傑所折服。雖頑皮,因愛看書、成績好,也得老師器重。隨母親下放農村後,學業中斷,老師爲我惋惜,多次上門勸說。但當時生産隊規定,一家子必須有人出工幹活,母親那時已50多歲,舊社會裹了腳,從未做過農活,下放已讓她身心疲憊,我不忍心讓她在農村幹活,便決心辍學,投入到生産隊勞動之中。

我們借了生産隊隊部的一間雜屋住下,這裏沒有鍋竈,沒有床桌椅等家具,離鄰居較遠。以前在碼頭(小集鎮)上生活悠閑無慮,突然下放到農村,洗衣、做飯以及各種農活都不會幹。當時成人壯勞力一天工分是10分,婦女7分,我年紀小,個頭不大,只能算半工,一天5分。爲了掙工分買糧食,我啥都幹,是整個生産隊出勤率最高的隊員之一。不久,母親因姐姐生孩子到常德市照顧其母子,我一人留在生産隊,抱著一定要養活自己的信念,紮下根,苦立志,從頭學,認真做。

那段時間,村民鄒永義、鄒永華一家給了我很多幫助,他們知道情況後,特地清掃出一間偏房讓我住,還提供鍋、竈、床、桌、椅等用具。還有胡振清等不少村民,經常喊我到他們家吃飯,改善生活。正是許多好心人的幫助,讓我感受到了農村老百姓的樸實與善良,也讓我更加懂得感恩,自強不息。

1969年夏天,生産隊搞“雙搶”,分爲早白晚三班,爲了能夠多掙工分,早中晚我都出工,一天勞動十幾小時。還記得我跟田宗蘭、李廷秀等多位女同志一起插秧,由于年紀小,沒幹過農活,插秧速度很慢。她們比我大幾歲,從小生活在農村,插秧又快又好,總是把自己的插完後又幫我插,使我也能與她們同時下工回家。“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這是我最喜歡的詩之一,每當念起它,就浮現出這段生活的情景,40多年了,仍記憶猶新。

我不會做飯,每到飯點便犯愁,只好買些紅糖兌開水拌飯,沒想到這個方法還挺管用,做一次夠吃上好幾天,也省了不少時間來掙工分。夏日的太陽很毒辣,我因長時間以紅糖水拌飯充饑,吃油鹽少,時間一長,營養跟不上,身體每況愈下,曾多次昏倒在田垅地頭。生産隊隊長趙學忠見我身體弱,不會幹農活,又多次病倒,就特地安排我記工分。我從小看父母做生意,耳濡目染,學會了打算盤,做記工員正好派上用場。記工員雖然也幹農活,但每天有一部分時間登記出工情況,勞動強度減輕許多,身體勉強可以支撐。

在這段艱苦的歲月裏,家裏的口糧是靠自己的雙手掙回來的,自己養活自己便是支撐我艱苦奮鬥的信念。以後思想漸漸成熟,深深體會到自強不息的深刻含義,吃苦精神、自強精神也就一直保持下來。


我曾幻想當詩人、作家,從小就特別喜愛看書,雖然不能完全理解書中的知識,卻也能沈浸其中,即便之後在做工人、闖社會的日子裏,不論再忙再苦再累,也從不忘看書學習。

我覺得,學習包括四個方面:于實踐中洞察世事,入書本縱覽古今,三人行各學其優,吾日三省吾身。這幾方面秉持之以恒,必有收獲。我做過木工、泥水工,幹過很多雜事,這一感悟貫穿一生,是一生的財富。

1972年,澧縣輕工業局招工,我被招到九垸公社手工業聯社當學徒,學習木工手藝,每月18元工資。後來得知社裏沒有轉正指標,自己不屬于編制內的正式工人,也就意味著吃國家糧不穩定,是永久的臨時工。于是,下決心走出去,開始獨闖江湖。從津市木材加工廠輾轉到常德地區木材加工廠,然後又給別人做家具等。從1972年到1975年,我做了近四年遊蕩性木工,每天工資2.38元,加上加班加點,收入相當可觀,甚至超過了姐姐姐夫兩位大學生每月工資的總和。我從不亂花錢,每次領了工資就交給母親保管,漸漸地,積蓄越來越多,不僅解決了自己和母親的溫飽問題,還買了鳳凰牌自行車、上海牌手表、錄音機等,過上了時尚的生活。這段時間,我在澧縣、津市、常德等地多個單位做事,爲多個家庭做家具,接觸了許多人和事,提高了技藝,增長了見識,在生活漸漸好轉的同時,對上學讀書的渴望也愈加強烈。

1975年,湖南桃源紡織印染廠招工(招知青),由于我社會經驗較爲豐富,雖是小學學曆,還是以知青的身份破格招入。當年工廠招了一千多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僅在澧縣就招了一百多人,單獨成立了一個新工連隊培訓,我擔任了連隊負責人。廠裏幹部職工大多讀過高中,文化水平較高,深感自己與他們相差甚遠,于是就暗地裏追趕,借著辦牆報、寫文作詩、搞演講等機會,督促自己學習。

1976年底,我因木工手藝出色,調到常德地區歌劇團工作。這是文藝單位,自由時間較多,劇團80多人,經常開展各種學習活動,學習氛圍熱烈,大家都願學、愛學、比著學、互幫互促學,我與書本的距離又拉近了一步。

1977年高考制度恢複,考大學成了新潮。我下決心考大學,特地買了數理化《自學叢書》和《青年自學叢書》自學,經常到常德市一中、三中、七中等學校旁聽,用三年的時間學完了這兩套叢書。下象棋是我平時的最愛之一,經常沈醉其中不思茶飯。但那三年,我不曾碰過象棋,一有時間就看書解題,搞題海戰術,僅數學就解過上萬道題。

1981年,我如願以償地參加了高考,成績位于常德市成人高考前列。當時本可以被常德師範等學校錄取,但若上學,沒有收入,生活就會陷入困難,便放棄了這次機會。然而通過備考應試,還是積累了許多知識。1982年再次參加湖南廣播電視大學考試,在常德地區文科成績名列前茅,被錄取到漢語言文學專業。電大三年期間,我一直半工半讀,有工資收入,又結識了許多良師益友,提高了寫作水平。

1984年,我与同班同学赵卫光到慈利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这是一块 “养在深山人未识”的风水宝地,古木参天,怪石如海,清溪似练,原始味道浓。特别是地形陡峭,山峰剑立,世所罕见。有人戏说,农民如若养牛,就要在牛小的时候抱上山去,不然牛大后,就无法上山了。这里风景好,人更好,民风朴素,村民和善,旅程美好,收获满满。我们边看边说,边欣赏边思考,还为许多未开发的景点命名,如 “十里画廊”“雄狮哮天”“夫妻岩”等等。为记下心中美景,我写了两篇散文《黄狮寨看日出》和《索溪行》。为了写出不一样的感受,我便阅读众多名家关于写景写人的美文,力求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当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黄狮寨看日出》寄出投稿,于上海《旅游天地》1984年第2期刊发后,在班上引起小小轰动,也极大地鼓舞了自己,让我明白,只要用心读书,仔细观察,深入思考,真情体验,站在独特视角写出自己的感动和韵味,文稿就可以变成铅字。

1985年5月,我迎來了人生之中的大轉折。當時省委黨校招收大專起點的本科生,而我電大的課程已基本學完,便抓住此次機會複習報考。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于走進了省委黨校校園,選學中共黨史專業。這個決定影響了我的一生。以前喜歡的是文學,很少涉獵理論知識,思維方式和愛好追求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校學習,是我從小學畢業後再一次坐在教室裏中規中矩地上課,而且還發工資,內心感觸頗深。畢業二十年後,寫下了這樣一段感言:

在曆史上,她是瞬間;在我心裏,她是永遠。

她賜予了知識的盛宴。教與學的互動,思與辨的坦然,讀與寫的轉換,豐富了知識,鍛煉了思維,凝聚了價值、勤奮、激情與追求,會伴隨我走向人生的終點。

她構建了情誼的港灣。嶽麓山上,綠樹下,課堂中,病房裏......一幕幕,一件件,如影隨形,曆曆在目,永遠難忘。師生情,同學情,朋友情,不管是近是遠,是濃是淡,都彙成一種珍藏,一種懷念。

她促成了角色的轉換。在這裏,我成爲共産黨的一員,幹部隊伍的一員,知識分子的一員。春秋二十載,青絲白發,彈指一揮間。黨校學習兩年,留下無限眷念,千萬感慨,感慨萬千,最終彙成了我的衷心祝願:願母校更好,恩師更健,同學們時時快樂,吉祥天天!

在這一系列變化中,我唯一不變的是讀書學習。從讀情節曲折的古典小說起步,到中外各類文學名著,再到哲學、曆史、政治、經濟、管理、科技等五花八門的書籍和期刊報紙,拿來就看,饑不擇食。一天不讀書看文章,心裏就有空蕩蕩的失落感。有兩句詩說得好:未能隨欲惟求已,除卻讀書都讓人。與書爲伴,會話古今哲人,海闊天空,隨心所欲,真好!


1987年,我從省委黨校畢業,開始走上學術之路和學問人生。學術是什麽?我的理解就是專門的知識。學問就是對知識和規律的探索,就是要既學又問。回首三十多年的學問之旅,覺得問題導向是學術之魂,尋找問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做學問的基本遵循。

官僚主義是我研究的第一個學術問題。在省委黨校學習期間,我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一直都在反官僚主義,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多是片段性的,比較零碎,系統性不夠。于是,萌生了將官僚主義做一個系統研究的想法。爲了找到獨特的視角,我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到省委黨校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常德地委檔案館等單位查找資料,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1987年寫了《十七年反官僚主義鬥爭的曆史反思》一文,將我們黨1950年至1966年這十七年來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分析總結,被評爲優秀論文。後來,把該文投到上海文彙報社主辦的《理論探討》,只半個月就刊發了,這是我發表的最早的理論文章之一,獲得常德地區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成功的激勵是巨大的。1987年以來,我斷斷續續地研究官僚主義,發表了十多篇理論文章,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思想觀點,通過歸納整合,用通俗化的語言和方式寫成《直擊官僚主義》一書,于201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敝帚自珍,從我有限的視野來看,這本書可以稱得上全國乃至世界學理性、系統性較強的研究官僚主義的學術著作之一。書中用“源流”“形態”“防治”六字系統闡述了官僚主義這一社會管理綜合病,花費了不少精力,當然,也有過不少爭論。

在“官僚主義起源”問題的思考上,我與幾位知名專家有過不同看法。時任中央黨校校長高揚、哲學部主任楊春貴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越生等知名的專家對此有不同認識。孫越生認爲:官僚主義是人類的“政治原罪”,是權力機構與生俱來的,“人性中壓迫剝削欲這種惡對政府狀態善的寄生”,是人的本性的産物;高揚、楊春貴提出:“官僚主義的産生以官民對立爲基礎和前提,只是國家和官吏産生以後,才會産生官僚主義,因而官僚主義是階級對立的産物。”讀了他們的文章後,覺得他們的看法各有合理之處,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便寫了《官僚主義起源再思考》一文,認爲官僚主義的産生是與管理聯系在一起的,人類社會活動只要有管理,就可能發生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發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故意爲之的,掌權的管理者爲了自己利益,以權謀私或故意決策失誤;另一種是非故意的,是認識水平不高,不能把握事物規律,拍著腦袋作出了錯誤決策。由此推斷,原始社會就有官僚主義的萌芽,到階級社會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這種新觀點的提出,産生了較大影響,該文在《社會主義研究》1991年第1期發表後,光明日報主辦的《報刊文摘》轉載了主要觀點。

鄧小平決策思想是我研究的又一個學術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大潮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爲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養料和寬廣平台。爲什麽要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後的方針政策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爲什麽能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些疑問促使我探尋其中的原因。要想正確解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研究中共幾代領導集體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當時主要領導人鄧小平的思想軌迹和特征。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引發了理論界研究鄧小平的熱潮。我認真細讀了《鄧小平文選》,收集了一百多種相關資料進行研究,于1995年執筆撰寫了《鄧小平決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一文,在《求是》雜志1995年第5期刊發,引起熱議和好評,獲得中共中央宣傳部評選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論文獎。當時湖南獲評這一獎項的文章很少,此前是唐凱麟教授兩次獲獎,之後就是這篇文章。此後,我圍繞鄧小平決策思想開展了多方面多視角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後經梳理研究形成專著《鄧小平決策思想研究》,199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再次引起較大反響,獲評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1999年度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一等獎和湖南省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從事學術研究,要按照尋找問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進行。我也將此分享給我的學生和朋友,希望對他們有所幫助,有所進益,希望他們能在學術的土地上紮實耕耘。


理論在實踐中産生和發展,也要服務于社會和人民。作爲理論工作者,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政策咨詢,服務于黨和委政府的決策,是服務社會和人民的有效路徑。2001年,中共湖南省委決定讓我擔任湖南省社科聯黨組成員、副主席;2009年,又任命我爲黨組書記。受崗位變動和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傳統影響,著眼現實問題、開展實地調研、服務于黨政決策成爲我研究的主要方向。

2005年,全国各地纷纷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大变革,对农村经济社会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农村因交公粮、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免去“皇粮国税”后农村如何改革发展?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组织了十多位专家,深入开展“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改革问题研究”,先后到湖南省的6个县(区)和湖北省的2个市深入调研,收回调查问卷6000多份,召开省、市、县(区)、乡(镇)、村等不同层次座谈会13次,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典型2个,还直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庭与农村干部、农民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于6月完成了《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 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调查报告,包括一个主报告和六个子报告。我们将调查报告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他给予肯定,安排国务院秘书二局通知多寄几份转有关部门,还委托国家信访局致函表示感谢。湖南省多位领导作出肯定批示,并安排课题组成员直接参与指导湖南农村改革试点——沅江市的改革试点工作。《人民日报 · 内部参阅》《湖南社会科学》等予以推介。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三农”的许多实际情况,提出的对策建议源于实际,直指问题,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又写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给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以调查报告为基础,我主编了《新农村之路丛书》,以学术为基础,力求用翔实的资料、典型的案例、专家的点评、媒体的语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结构新颖,形式鲜活,语言简明,由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合作撰写,分析回答了当时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也是理论读物通俗化写作的创新探索,对以后的理论读物通俗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8年那次调研,我印象也很深刻。当时我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总量,民营经济就业人口超过国有经济就业人口,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却相对滞后。我想,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加强民营企业中党的建设,牢牢占据民营经济阵地。但当时对民营经济领域党的建设状况不甚清楚,这是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我牵头开展“民营企业党的建设问题研究”。恰逢三一集团(民营上市公司)邀请我为该公司写党建工作调查报告,便与他们协商,由公司提供课题经费,对全国民营经济党的建设作深入调研,同时把该公司的调研作为子课题,由我们撰写调查报告,得到他们支持。为摸准情况、解决问题,课题组深入湖南、北京、四川、浙江等地,召开了不同地域、多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多个座谈会,实地考察调研了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多个民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深入交谈,比较深入地掌握了民营企业的党建情况,撰写了《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民企”这个阵地上》为主体的调查报告,分析回答了当时民营企业党的建设若干问题,提出了加强民企党建工作的相关建议。报告面世后,受到中央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湖南省领导的重视,分别作出肯定批示。我还记得,当时分管党建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看过报告后批示:“这个调查很好”。中组部组织局还邀请课题组人员对《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讨论稿)》提出修改建议。之后,该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 · 内部参阅》《党建研究内参》等媒体刊发。给三一集团写的《让党的建设在民营企业生根开花结果——对三一集团的调查与思考》在《求是》2008年第4期发表。

在多年的調研實踐中,我深深懂得,深入基層、深入群衆、摸准情況是寫好調查報告的重要基礎。只有真正摸准了情況,對調查的情況進行深刻分析,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調查報告,才可能影響決策,形成政策,推動實際問題解決。我牽頭寫了近30個調查報告,大部分爲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了有益參考。


古語雲:“業精于勤,荒于嬉。”人在實踐中成長、成熟,做事要抓鐵有痕,善作善成,大到整體謀劃,小到每個細節,必須靠勤奮努力來落實。鄭板橋曾言“吃虧是福”,我很喜歡。所謂“吃虧”就是多出力、多做事,不計得失,腳踏實地,像釘釘子一樣,一錘一錘的打下去,才能做成事。人是在實踐中成長、在磨煉中積累的,母親經常講,力氣去了還會來,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將其牢記在心,持之以恒,無論讀書還是工作都是夜不急寐,聞雞而起,加班加點是常態,周末和節假日很少休息。久而久之,成了同事眼裏的“工作狂”,我一笑了之。記得魯迅說過,哪有什麽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了。這句話的前部分我不贊同,人的智力、天分是有差別的,但後一句具有普遍性,成大事者無不是勤奮努力的。我雖沒取得什麽成就,但一直在勤奮工作,不懈追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勤奮努力的過程中,有兩個品質特別重要:一是誠信。言必行,行必果,這是做人的基本准則,不能爲,不應允,即使能爲,也言不可過滿。二是包容。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與人同行同事,要善于看別人的長處,換位思考,多替別人著想,揚人之長,補己之短。用朱光潛先生的話說,“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

要做成事,除個人勤奮努力外,還要特別注重團結與合作。團結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贏。團結合作就是大家一起勤奮努力。2015年9月,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了《湖南省社會科學普及條例》,這是湖南社科界的一件大事。該條例是如何産生的?是由我牽頭策劃、各方面合作努力、同志們共同奮鬥出來的。當時湖南省社會科學領域沒有立法,爲了把此事做成,大家共謀共想,群策群力,苦幹巧幹,調研、開會、寫文稿,加班加點是常態,沒有一個人抱怨。我是省十二屆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2013年1月,聯合23位省人大代表,聯名提出“關于制定《湖南省社會科學普及條例》的議案”。立法是一件很嚴肅的事,統一思想也較難,議案的提出、起草、修改經曆了不少曲折。有人認爲,已經有了科學技術條例,社會科學是科學技術的一部分,還搞個條例幹啥?就在原有科學技術條例中加上社會科學的內容嘛!有人認爲,社會科學比較虛,條例難以寫實管用等等。然而,在省人大常委會領導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我們克服衆多困難,經過三年打磨,終于使該條例高票通過,也是湖南出台法規條例所用時間較短的之一。

這個條例,是多個單位和多人合作努力的成果。社科界的專家學者、省社科聯機關的同志,特別是課題組直接從事調研起草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省人大教科文衛委、法制委、法工委的同志深入調研,數易其稿,方使條例草案日臻完善。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領導及有關部門給予了大力支持。這說明,只有群體的勤奮努力與團結合作才能辦成有價值的大事。

我深深的感到,一個人、一個單位、一個組織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發展進步,都離不開艱苦奮鬥與團結合作,只有腳踏實地、務實創新、勤奮努力,才能用自己的雙手克服困難,改變落後,順應時代發展,才能做成一些想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

六十歲已過,回首過去,我是幸運的。長期從事社科理論工作,接觸了許多長者、學者和新銳者,經常與仁者、智者、禮者、義者、信者打交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生活常態,這就有了很多學習進步的機會和平台。我很感謝幾十年來社科界和社科聯機關許多朋友對我的無私關心、關愛與幫助。如今,我仍讀書不止,每天寫日記,經常作筆記,時常寫作耕耘,將自己的所見所思所做記錄下來,豐富生活,豐滿人生,以甲子輪回爲新起點,發揮優勢,學不止、思不怠、研不懈、寫不停,不負“第二春”。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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