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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凱麟:走過世紀仍初心

時間:2018-08-02 11:19來源:《名家故事——湖南優秀 作者:唐凱麟 點擊:


唐凱麟,193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伦理学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会刊《伦理学研究》主编、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重点教材首席专家、国家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伦理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出版著作5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奖2项、湖南省社科成果优秀著作或论文奖20多项(其中一等奖9项),是全国师范院校优秀教师“曾宪梓奖”一等奖获得者,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领衔创办的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学科系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被评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伦理学研究的后起之秀。深化和扩展了伦理学研究的范畴,使伦理学研究成为湖南省社科界的强项和优长学科。


戰火中樹立初心

1938年11月,長沙“文夕大火”將整個長沙古城毀之一炬,熊熊火光映射出國家命運之弱小與百姓生活之淒苦。彼時,出生才兩個月、尚在襁褓之中的我隨著家人的顛沛流離曆經了這段歲月,接踵而至的就是長沙四次中日大會戰,以及抗戰結束後所陷入的三年解放戰爭。這就是我的童年環境,一個戰火連綿、百姓遭殃的時代。

我家裏有六兄弟姊妹,我排行老四,有兩姊一兄,一弟一妹。我們六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如此的成長環境在我的生活與內心烙下了極爲炙熱深刻的烙印。自童年時代起,我目睹了不少當時中國社會種種光怪陸離之現象在長沙的縮影,最大的感觸就是國家沒有地位、百姓備受欺淩,而這種現象是每一個國人應該努力去改變的。直到現在,我仍然對這一幕記憶深刻:當時的長沙水陸洲(現多稱作“橘子洲”)上外國公館林立,外國人開著汽車風光地在長沙街頭巷尾呼嘯而過,肆意亂行。我曾親眼看見外國人開著汽車軋死軋傷中國人,卻能若無其事揚長而去;甚至還有年輕漂亮的姑娘被外國人拉走不知所蹤,國民黨的警察和憲兵都對此無可奈何,百姓也是人人束手無策、敢怒不敢言。那時我便深刻體味到國力太孱弱、國家無地位、國民過于受欺負是何等滋味,這也是今天這一代年輕人所無法體會到的切膚之感。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街頭處處飄揚的紅旗和人們翻身當家的歡欣喜悅感染了我。我的年少歲月從此精神了起來,意氣風發,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飽嘗戰火之苦的我希望眼前的和平光景能更加美好,人民生活能更加安定幸福,國家能更加獨立自主富強。我們之所以對共産黨感恩戴德,就因爲是黨領導中國解放、走向獨立、自主自強。

我在戰火中降生、在戰火中成長,受過戰火的鞭笞,受過戰火的洗禮,對國強民安的光景充滿憧憬之情。幼年時期我切身體會過弱國無地位、蒼生受欺淩的滋味,新中國成立後,我得到了學習的機會,始終銘記著在戰火中樹立的初心,期盼國家強盛,默默奮發自我。無論學哪門專業、選哪行職業,我都渴望自己能在最合適的崗位上發光發熱、爲國家服務、爲人民服務,作出自己最大貢獻,爲國家走向強大出一份力。後來,我成爲了一名理論學者,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與在戰火燃燒中所樹立的初心的一種偶合。


紅旗下得以成長

1957年9月,19歲的我在那個酷暑炎炎的夏季高中畢業,彼時我注意到中國人民大學的單獨招生。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排名在清華和北大之前,屬于雙層領導,統考前單獨招生。求知欲強、好學心盛的我對此躍躍欲試,但我的父親卻並不贊同,大抵當時父親因爲家裏都是農民、工人,對我信心不大吧。爲了勸說父親,我動員已經參加工作的姐姐幫忙,終于得到了一個嘗試的機會。而這一試,恰好就通過了中國人民大學的這場單招考試。當時我的中學老師與我一起參考,他未中,後來統考去了清華。我于1957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了五年制的學位,1962年畢業。

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時常會有中央首長前來給學生做演講,聆聽偉人的言語也是我自我砥砺的一條升華之道,常常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其中,陳毅和何長工的講話對我之後的人生發展和治學産生了重要影響。陳毅演講時談到自己的革命經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毅率部來到山林,自己腳上長了瘡,當時軍隊衛生條件極差,腳上病情愈發嚴重。陳毅叫警衛員將自己的腳綁在樹上,用刀子將瘡劃開,待膿擠出後,用唯一能夠使用的藥萬金油處理傷口,最後總算保住一條性命。陳毅首長說,當時在蒼茫的深山裏、艱苦的條件下,若不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怎麽可能勝利呢?何長工首長在演講中說,大革命失敗後誰都未曾想過要來井岡山發展,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與矛盾,認爲在一省和數省之間、在偏僻的地方,紅色政權可以存在。他們的講話讓我意識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有了毛澤東思想,紅色政權的星星之火方能得以燎原。兩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話更加讓我堅定了這樣的信念:馬克思主義不斷與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相結合,中國就可以走向一個又一個的新裏程碑。正是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信仰的鼓舞之下,在紅旗精神的照耀下,我在大學五年裏寒窗苦讀,打下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那時候大學裏沒有成套的成熟教材,所以我直接反複閱讀《資本論》《反社林論》《國家與革命》等馬列經典著作,書中的主要段落與章節都能背誦下來。

自大二開始起,我就在當時全國最高學刊(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前身)上發表論文成果,彼時,《人民日報》還在一些報道中介紹了我的文章。這對于20歲意氣風發的我來說無疑是莫大的激勵。數十年後有老朋友發訊息告訴我,我學生時代的文章內容及主要觀點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集》一書中被收錄,這算是我年輕時所做學術工作成果給如今的我帶來的一個回報吧!1962年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湖南師範學院(現爲湖南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工作,先後從事哲學原理、中國哲學史、倫理學和中國倫理思想史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我開始由讀書人轉變爲一名教書人。1964參與“四清”運動,我下到湘潭和浏陽農村,兩年農村生活的經曆讓我對于農村、農民、農業有了更爲切身的體會,也促使著我一直思考農民甘苦與黨的政策間的關系。兩年在農村與農民共同生活的經曆,加上長時間的思考使我明白:搞學問若只從書本到書本是無法形成大價值的,書本理論必須與國情現實相結合,理論指導並且規範實踐、實踐反哺並且修正理論,實現理論爲現實而服務的目的。

1966年,“文革”開始,此後我遭遇到了不公正的錯誤批判。但是,即使是在身心俱疲、備受磨難的逆境之中,我仍然苦心思考國家民族的命運與黨的指導思想間關系。“九一三”事件的發生更是給我帶來巨大震撼,也讓我醍醐灌頂:理論工作者承擔了必須認清曆史的使命,要對人民負責,要對曆史負責。這是一副不輕的擔子,也是我數十年在紅旗下磨砺成長的至臻領悟。


不以個人得失影響民族大義

像我這個年紀的老學者,大都是飽經風霜之輩。但在我們中有不少人,一路在磨難中砥砺自我、矢志不渝、行走至今。

1957年,剛上大學的我險些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又被打成了“黑鬼”。那個年代的確也出了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讀大學期間經常得到停課搞“運動”的指令,學生們常常不得不參加諸如上山打麻雀這一類運動而贻誤學業。畢業後的數年裏,我也的確受到了相當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身處于當時的困難境況之中,我心裏仍然始終堅持著這一條:不能以個人憂患、個人得失爲評判標准,而是要一切以民族以國家爲重。

簡言之,就是不能以個人得失影響民族大義。這和王夫之的“一人之義、一時之義,古今之通義”是相通的。不僅僅是我個人,許多優秀老學者的心裏也一直以此爲標杆,這也是理論工作者應該傳承發揚的好精神。但反觀現在社會各界,存在一些人工作只爲個人得失、缺乏民族大義的情況。這種風氣也蔓延到了學界,爲此我實在十分痛心。

我今年80岁,转眼就要迎来人生第二个四十年的结束。4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挨整的角色,被打成过反革命,被打成过右派,但我对这个信念始终不渝——绝对不能够以个人得失影响民族大义。在最艰难的时刻,我时刻警戒自己:搞一行事业,就应当在这一行事业里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闲来我亦观察过,发现恰恰是那些在过去饱受时代迫害的人,现在对国家更为关心、更具有独立看法。许多后人揣摩这些前辈,认为他们观点保守、独善其身,实则不然。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不以個人得失影響民族大義”精神的践行者。

一個學者,尤其是一個理論工作者,應當于心海深處樹立這樣的看問題之標准:以國家、人民利益爲重,“以人民爲中心”。老一輩學者們大多恪守著”不以個人得失爲標准“的信條,但現在許多年輕學者卻沾染了追逐自身利益、罔顧職業操守的劣習。誠然,學者本身作爲一個血肉鮮活的人,其個人得失絕非毫不重要,但是在行事治學前,學者應該看清個人得失與自己所從事的專業,與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這份重擔相比,孰重孰輕是一目了然的。個人得失與民族大義必須要嚴格區分開來,就像經過“文革”挫折的老學者一樣,不能因爲受過時代打壓就滿心懷著仇恨。民族大義爲重,個人得失是輕。現如今,我們處在一個很好的時代,國家實力變強、政策處處在爲老百姓著想,科學文化發展環境變好,等等。這對我們理論學者一種莫大的鼓舞與激勵。


現今社會之浮風我很看不慣

我曾被選入過《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哲學卷,湖南入榜的僅有兩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是全書年齡最小的一名學者。這本書是國家通過同行專家投票確定人選的,除了這類嚴謹的學界評判之外,我平時不太樂意接受媒體采訪報道。

因爲我心裏始終澄澈明了:搞學術的人,雖然不見得就是書呆子,但是應該要修煉出甘于寂寞的品行,莫花心思在包裝自己、炒作自己上。如今中國社會存在一股歪風邪氣盛行于網絡、尤其在娛樂圈內無比猖獗,那就是炒作。任何領域任何成就都應當是公認的,自封的炒作虛浮淺陋、不足作數,一個人對社會有多大的貢獻,社會自然會對等地回報你。所以,無論在哪個領域、做什麽工作,都應當著重于成果,著重于實際,杜絕浮躁的心氣。而傳媒者的宣傳報道也應當更加嚴謹,因爲你們在深刻影響著社會,甚至是引導著社會價值的取向。學術界沾染了這種風氣是每個有良知有原則的學者都深惡痛絕的,治學應當從嚴,不應該沾染上社會“三浮”現象——浮躁,漂浮,輕浮。但目前我們國家較爲普遍的現狀是,有一種深入到各個方面如鸩毒般潛移默化的、麻醉精神的、腐蝕根髓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之氣。我在擔任社科聯主席時,重點提倡過要探究如何在湖南嚴格建設好學風,鼓勵學者真真正正搞研究,而非花空心思來包裝自己、炒作自己。一個學者搞學問,絕不應該是爲了沽名釣譽、貪圖獲利,而是應該秉行爲了社會服務、真真正正解決社會問題的精神。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盡量回避花哨的媒體采訪,也盡量不接受各種組織協會的榮譽邀請。這在我看來是一種原則,一種職業操守與良心所趨,更是一種自信——我相信自己的成果,完全沒有必要通過除了實力之外的東西去炒作自己。

在我看來,學者應當擁有獨立審慎的思維邏輯,也要具備不依附他人他物、清醒健康的人格。理論工作者在對自己工作領域的理論進行研究時,絕對要實事求是,不能阿谀奉承,不能盲目跟風。並且,學者應該以極其認真負責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事業,要成就一些經得起曆史考驗的好作品。前幾年有個出版社要對我20多年前寫的一本書進行重版,當時我便要求書中內容一個字都不能改,因爲一改就失去了原來理論的真實性。我20多年前的思考現在仍然是自己認爲正確的思考,故而我不動,絕不加以暗暗修正與多余矯飾。好作品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我在八十年代提出了“以人爲本”的相關思想,至今仍然得到大衆的認可,這讓我很欣慰。我近來的《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已出版全套八本,獲得了全國優秀圖書獎。我的《食品安全倫理引論》全套五卷,也是國家“十三五”重點規劃的項目之一。

客觀地分析現今之中國學術界,的的確確有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呈墮落或欲墮落之姿。現在,有些搞學問的人根本就不是爲了踏踏實實地搞學問的,與其稱之爲知識分子,倒不如稱爲“知識販子”來得貼切。自童年、少年起的所經所見所聞,給了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大影響,打下了很深的時代烙印。在親眼見到國家從弱小落後到獨立自主、從不停折騰到走上正軌之後,我形成了一個貫穿一生本能:搞理論工作應該爲老百姓著想。這也應該是所有理論工作者、整個學術界應當領會並落實的。


理論工作者應成爲社會良心

理論工作者既不應該是滿口冷酷的道理,也不應該爲利益所驅使或爲情感所迷惑,講話不能只有抽象的思變。我認爲,理論工作者應當成爲社會的良心。

要是正式算起來,我是1960年開始正式搞學術,至今57載矣。作爲一個理論工作者,衡量事情、思考問題,必須站在大衆的角度,這也是在遵循毛澤東思想,堅持爲人民服務。有幾年出現過“支持教育産業化”的聲音,我聽到這個觀點後氣得大喝一句“放屁!”。冷靜思考就明白教育産業化會使得教育事業十分缺乏平等性,對家庭條件稍差的孩子而言,無疑等同于剝奪他們的受教育權利,于人民于社會而言,這是逆行倒施的觀念,故而我直接毫不客氣地反駁。

理論工作者要形成理論敏感性與學術立場,要以國家民族利益和百姓需求爲導向。很多不正的三觀包上一層外衣,表面邏輯上是很難發現問題的,不加思索的話很難看出任何所以然來。判斷一片文章,評價一個觀念,要看他們的核心價值,考察內容的性質取向是在爲誰負責。我們學者的職責就是評判、甄選這些觀念,要對民族、曆史、老百姓負責。

所以我們應當成爲社會的良心,成爲服務社會最中堅的力量、最固實的防線。而一旦社會良心出問題了,社會就會混亂。經曆過從抗戰到今天的漫長道路,我認識到我們這群人真的應該爲民族、爲國家、爲百姓做幾件好事,我只能從自己的專業出發,兢兢業業,堅定不移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

而我對年輕理論工作者最想說的就是不要重視名譽,那都是別人授予你的。我深知一句格言在年輕人聽來可能就是一個觀念,即使你認同它是對的,你也未必能深刻體會。只有經曆過了才會理解內涵。像“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所有人都知道此爲真理,但許多年輕人依然怠惰學業和事業。我年輕時常常是每天5點便醒來,大年初二就開始工作,沒有所謂的節假與休憩。爲了避免各種幹擾,我喜歡躲起來踏踏實實工作。當年應湖北出版社之邀撰寫《從舊道德到新道德》,我是在一間借來的房子裏躲了一個暑假,不見人,不參與活動,字字句句將書稿完成。所以,不刻苦不努力是行不通的,必須要爲學辛苦爲學忙,不然會沒有動力、沒有標准。而我們理論工作者努力工作不能是爲了奔著收入、職稱而去,我們要謹記自己是這個社會最爲熱乎的一顆良心。


做一個理性的愛國主義者

作为社会的良心,我对当今社会最想发出的喊声就是:请大家都做一個理性的愛國主義者。众所周知,看问题不要停留在表象、而是要冷静地探测事物本质,要以联系的观念去看待问题背后的整体。爱国不是呐喊口号,而是要用足够的理性来支撑起热爱祖国的炽热之心。党和国家的所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反贪反腐、改善民生,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我们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上对爱国的各种态度,绝不能盲目跟风,必定要理性客观。

第一個問題是技術與良心的平衡問題。前幾年特別火爆的珍珠奶茶,以及許多市面上餐飲行業使用的食品添加劑,都佐證了技術應用在食品安全領域的缺陷。奶茶固然美味,可能實驗室裏兩試管化學品一兌口味更好——也必然伴隨著對人類身體健康的傷害。社會上對于黑心商濫用技術、將消費者蒙在鼓裏的行爲進行批判。而理性所在,就是要深入剖析、整體看待這一問題。

使用先進發達的技術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們國家與社會發展前行的必然階段。技術濫用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其實並非單純的道德紛爭,其本質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必將經曆的一段路、必將面對的一大憂患。有相當一部分問題的確是黑心商唯利是圖、明知故用而導致的,罔顧消費者的健康安全,這涉及技術、利益與道德沖突時的倫理問題;還有一部分問題則並非是出自刻意人爲的試驗,其中含有檢測、監管的嚴謹性缺陷,但的確是社會發展必然出現的問題。

技術應用的缺陷,其中包含著道德問題,但並不完全是道德問題。古時神農嘗百草,一日中毒數次,也要繼續實踐下去。而我們的社會,不能一朝出現“嘗到了毒草”的情況,便數以千萬計地傳播“社會不行、技術當禁”的觀念。出現了問題,我們應當去發掘問題根源,是道德問題就建立防範與懲處機制,是非刻意的失誤就落實檢測責任與食品市場准入責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才是文明發展的正確模式。

再比如市場經濟體制的確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不能因此將它全盤否定。發展需要“試毒”,要在矛盾中前進。只看到矛盾,不分析矛盾的內在,何來進步?發現矛盾,剖析矛盾,解決矛盾,盡量避免問題的前一步是從問題中尋求解決的辦法,而非用不理性的方式去回應。說到這兒,又可以引出第二個問題: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問題。

常聽見“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共享單車”這種描述,我是極其反感的,因爲這種描述就像在說國人先天素質低。我走訪過20多個國家,並未覺得外國的月亮就比國內圓,一口一個外國好的人未必當真了解外國。說國內治安不好,我也曾在美國訪學時發現自己放在車上的行李不翼而飛;說國內共享單車充分反映國人素質之低的人,他們不知道法國巴黎剛剛引進共享單車時僅一個月就丟失了一半。我的舉例並非爲了貶外國擡中國,只是想告訴所有不會理性愛國的人:這個過程是每個國家都要經曆的過程。關鍵在于出現了問題應當如何去治理。

理論工作者對人類文明應當有完全地認識,引導大衆回到理性愛國層面。譬如群衆素質問題,明明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媒體報道常用“中國式”,這並不公平,許多問題是“世界式”的,只是我們國家較之發達國家比較落後,現在就處于成功前的過渡階段。許多人形成慣性思維,凡事貼上一個“中國式標簽,是不理性的。畢竟指責誰都會做,但站在道德高地上發表議論不如尋求解決。

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探究與認識,要理性地思考問題,並且喚起人們積極解決問題的熱情,而不是任由人們甚至率領人們在指責上停滯不前,停留在日常感性上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我們應當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告訴他們事實,使他們能自主形成理性的判斷並且積極行動解決。

新生事物的降生如同母體分娩,必定會經曆陣痛,面對這種陣痛,我們必須要喚起社會大衆的信心。這也是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大體現。理論工作者應當從事物現象看背後更深層的東西,呼籲人們理性對待、積極解決。這並不是當權者的視角,我既反對官僚主義也反對悲觀主義。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多少困苦都熬過來了,以後也必將越來越好。我們做理論工作,絕對不是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也絕對不是潑冷水,而是通過獨立並理地性思考與深入的研究去總結人類文明和曆史發展的經驗,提高人們理性地看待問題的能力,喚起他們對發展前景的追求和社會的信心。理論工作不能老回顧沈溺過去,也不能妄瞻未來,更不能爲當前名利站台。

西方已經提出了口號:“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不能把什麽東西都推向市場。老百姓基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應該得到保障,這一點我們國家會越做越好。而在民族心靈層面,理論工作者、學者要爲人民著想,自身要是一個理性的愛國主義者,也要帶領大衆成爲理性的愛國主義者。

爲人師者

自1962年起,我便开始了自己教书育人的一生。而教书和读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事情。在我大学读书那个年代,国家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我们上课、学习都是没有一套成熟的教科书。为了学好知识,我找来《资本论》《反社林论》《国家与革命》这些马列经典著作的原著书籍。我并非天分就 过人,自幼文化知识基础也算不上深厚扎实。一本原著大块头,常常会遇上看不懂、看不透的地方。而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边尽量搜罗理解辅助资料,一边苦苦咀嚼。一遍不懂就再读一遍,一本书读上十多遍的情况都有。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老师讲授,只有付出努力才能治学上善其事而利其器的目的。到后来,许多书中的主要段落与章节我几乎都能背诵下来。

在學習過程中,讀不懂書其實有一個好處。每有一句一段讓我不解其意,我就要停頓于是處深挖細考,就要不停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去理解。這個過程無意間就打開了我的思考之門,讓我的思維邏輯能力得到提升,對理論學習與工作的各方面都是一次培養。看懂難懂之書,鍛煉思維能力,就是我們當初學習唯物主義、經濟批判主義的方法。我們不了解背景,只能對著譯本苦思冥想,終有醍醐灌頂的時刻。我始終認爲,這種由學啓思、寓思于學、以思提學的學思結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大學之道。學思結合的習慣伴隨我一生,這種理念從我讀書時代起到現在,一直是我倍爲奉行的學習理念與教育理念。

我有一位博士學生,身居要職,和我說想要鑽研經濟理論方向。我告訴他先去將《資本論》熟讀三遍,讀完我再做指導。經得起曆史考驗與時代錘煉的名著經典絕非沽名釣譽之作,帶著審慎的目光去認真看經典是益學之舉。邊學邊想、打開思維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大學大學,並不是一個與高中無異的、以給學生灌輸多少知識爲標准的教學。在現在這個知識經濟時代、互聯網時代,只要打開網頁點擊一下,什麽知識點都可以搜到,十分詳盡。故而大學教育並不單單是一個知識的傳授,關鍵在于授人以漁。在過去,我們的教育重在教人“學會”,而現在,我們的大學教育是要教人“會學”。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知識淘汰更新叠代的速度很快,學會的東西可能很快不再適用,但擁有會學的能力卻是一生受益的。

教育,又可謂之爲“傳道、授業、解惑”。“道”聽上去是一個很玄乎的東西,的確得靠自己悟。大學教育不應該再是老師對學生單向地知識灌輸,要鼓勵學生自己抓住學習要領、提高思維能力。具備“會學”的能力,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知識叠代的時代。

由于時代原因,我們這代人在年輕時充滿幻想與野心,只想著成就一番大事業爲國家作大貢獻,但是因先天不足後天動蕩,志有余而力不足。現在時代不同,但年輕人也不得不去面臨來自社會現實的各種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年輕人抱負的空間,讓他們不能盡心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准。盡管如此,作爲社會良心防線,我們仍然充滿希望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我教書育人也是爲了解放年輕人,讓他們成爲我們的優秀接班人。這是我執教數十載、如今算得上桃李滿天下的最真誠的心得。

既作經師,亦爲人師,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把能爲學生服務視作自己神聖的天職與使命,以成爲學生的朋友爲自己最大的樂趣。我一直笃信教育家陶行知“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訓條。如果有人問我:“如果有第二次選擇還會來當老師嗎?”對此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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