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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武:成长路上的点滴回忆

時間:2018-08-02 11:23來源:名家故事 作者:劉建武 點擊:

劉建武,1959年11月生,陕西省澄城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曾任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教学。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改革开放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与发展趋势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0篇。

時光流轉,甲子輪回,再過一年,我就到了花甲之年了。之前,我幾乎沒有公開談過個人成長發展中的心路曆程。我還在努力地工作著,還有很多事要做,還沒有到坐下來談功論道的時候。你們編輯部基于工作需要,讓我談談自己成長過程中的一些點滴,我們就隨便聊聊吧。

求學路上的小故事

我的祖籍在河南。1938年,爲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國民政府扒開了黃河花園口大堤,河南大部頓成澤國,百姓流離失所,爲尋求一線生機,父親三歲時隨爺爺奶奶從河南溫縣逃難至陝西渭南。碰巧的是,我的母親也因1958年那場大饑荒從河南鄢陵來到了陝西。自此,父親與母親成家,雖然當時的條件異常艱苦,但大家對未來仍然充滿著希望。

1959年11月,我出生在陝西渭南澄城縣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溝裏,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家裏的老大,我們共有六兄妹,算是個大家庭,孩子多勞動力少,生活比較困難,玉米、紅薯、青菜是常見的飽腹之物。父母白天在地裏幹活,晚上還要在生産隊開會。在我的記憶裏,父母親從來沒有閑下來過,他們在生産隊起早貪黑地幹活,爲的是多掙點工分。特別是母親,回到家裏除了做飯,夜晚還得無休止地爲我們縫衣補鞋,沈重的生活擔子壓在父母雙肩,使得他們沒有多少時間照顧我們,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在自己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著家人幹一些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活。快八歲開始上學以後,我漸漸有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讀書成了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

1978年夏,我高中畢業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考試前一晚,我睡在全縣唯一考點縣城中學的窯洞裏,半夜感覺身上奇癢難耐,起身一看,身上不少的小紅腫塊,是被木板床下的臭蟲咬的。我的皮膚生來較爲敏感,懼怕臭蟲一類。在難以入睡的情況下,半夜時分我裹著被子來到校園露天泥磚磊成的簡易乒乓球台上,卷縮一團,渾然睡去。翌日清晨,我迷迷糊糊睜開眼,只見人群熙熙攘攘,才知曉自己睡過頭,暈乎乎走進教室,參加考試。這一年,我落榜了。

爲了減輕家裏的生活壓力,高考結束後我成了生産隊的一個勞動力,繁重的農活壓抑不住我對學習的渴望,我下決心要複讀。于是,我一邊勞動一邊尋找可供複讀的學校。當時家裏既沒錢也沒有關系,找個複讀學校並不容易。我常常蹲守在不同學校的門口,直到學生晚自習下課,才悻悻離開。一天,尋找學校無果,在半夜回家的路上,爲了走近路獨自一人走進了一片墳地,許久走不出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想起來這件事就有點發怵。經過了許多的曲折,我終于爭取到了去原學校複讀的機會。就這樣,半年後我又參加了1979年的高考。這年夏,我在生産隊幹活的地頭收到了郵遞員送來的陝西師範大學的入學通知書。當時本科錄取的比例很低,好像不足百分之五。一個幾百人參加考試的學校僅有幾個學生能被錄取。我是我們那個村裏恢複高考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當時在農村是件天大的事,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農家窮孩子,能夠通過不懈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我很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這個時代。沒有高考,我是不可能上大學的,也是不可能走出農村的。

奔赴湖南任教

上大學時,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當時對于讀什麽學校和選什麽專業,我完全沒有概念。現在想來,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也是一種緣分使然,這還得從小時候的經曆說起。

從我懂事上學開始,在偏僻的農村,接觸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就是聽村裏的大廣播。村裏的喇叭每天都會宣讀毛主席語錄,那時課堂上老師所傳授的知識也是與毛主席有關。所以,從我懂事開始,就從內心由衷敬佩毛主席,跟著一起學習毛主席的語錄。上中學以後,由于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我便當上了學校的團委書記,身爲學生幹部,不僅自己帶頭學習毛澤東思想,還時常帶領同學們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其實當時那個年齡是讀不懂毛澤東思想的,或者說對其認識是非常淺薄的,只是表明一種積極上進的態度而已。我常受到學校和老師的表揚,成爲了全校學《毛澤東選集》的先進分子。

記得那時候發給我們的課本的封面上,印著革命聖地延安的寶塔山與延河橋的圖案。每每拿起書本,看著這些圖案,心中就充滿向往。受此影響,我考大學時填報的第一個志願就是延安大學。根據當時的高考錄取政策,按分數高低由重點院校到一般學校的次序錄取。我被陝西師範大學錄取了。也正是因爲受到毛澤東思想的熏陶,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

大學期間,國家不僅不收學費,還向學生發放了生活費,雖然每月生活費不到20元,但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這不僅給家裏減輕了負擔,也爲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條件,真正是國家培養了我。大學期間,我學習認真,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和學習上。當時我最喜歡學的是中共黨史,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五四”時期的陳獨秀。

1983年,我大學畢業,那個時候學生畢業不需要自己找工作,由國家按需要統一分配。到了分配工作的時候,老師把學生召集到教室,開始一一分配工作去向,我被分配到湘潭師範學院任教。湘潭是毛主席的家鄉,雖然路途遙遠,但心裏是極爲向往的。

我從小體質就不太好,身上濕氣比較重。來湖南以後,最初對濕熱氣候是不太適應的。特別是到了夏天,那時沒有空調,風扇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烘烘的,到了晚上總是熱得睡不著,我便將背緊貼牆面,從而得到一絲涼感,隨即牆面上便汗濕出一片,整個人感覺總是提不起精神的樣子。湖南還以吃辣著名,大多數菜裏都會放辣椒,對于我這個不吃辣的北方人來說,也是一個考驗。爲了適應,我硬起頭皮吃辣椒,吃過飯之後,往往嘴巴四周又燙又燒,全身出汗。爲了解辣,我常把嘴巴伸到水龍頭下,用涼水直接沖辣。漸漸地,我適應了湖南的氣候,適應了湖南的辣,由此我也成了一個真正的湖南人。

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來到湖南任教後,爲了提高我的教學水平和能力,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認真學習,認真讀書。1985年,我考取了東北師範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師從知名學者鄭德榮教授,在鄭教授的指導下,開始了我的學術研究生涯。

我的研究以1993年爲界,大體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主要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關系,第二階段是主要研究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先說說我研究的第一個階段吧。我讀書的東北是曾經被日本侵略者長時間占領過的地方,當年僞滿洲國的所在地就在長春。到那裏讀書後,學校圖書館也有一些日本侵華時期的資料,我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關系方面。當時,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在翻閱30年代出版的《國聞周報》時,看到一張照片,有一對老夫妻身體廋弱,衣衫破爛,蔫蔫一息,相互依偎在一條山路上。圖片下邊就四個字:“坐以待斃”,意思是再也走不動了,就在這裏坐著離開這個世界吧。看了讓人心酸,這大概就是當年不少普通中國人的命運。共産黨之所以要革命,不就是爲了解救處于苦難深淵之中的中國人民嗎?我當時翻閱了不少30年代抗戰時期的文獻資料,漸漸地發現了一些問題,就是過去我看過的一些著作甚至教材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敘述,爲什麽與原始文獻的記載不一致呢?到底誰對誰錯呢?這就成了我感興趣的問題。爲此,我先後撰寫了《有關日本侵占東北後國際聯盟調處的幾個問題》《九一八事變與國際聯盟》《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宋哲元與抗戰前的華北政局》《對<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幾個問題的思考》《關于張自忠在七七事變前後的幾個問題》《一·二八事變後國際聯盟調處活動評析》《國民黨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等多篇論文,先後在《抗日戰爭研究》《東北師大學報》等刊物發表,還被邀請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等單位1991年在沈陽舉辦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研究30年代中日關系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一些比較深刻的認識,一是覺得日本這個國家可能是世界上最缺乏信義的國家,它的官員整天就幹著顛倒黑白、子虛烏有的事,而且還振振有詞。受此影響,我很長時間對日本人有一種莫名的厭惡。二是意識到“國弱無外交”這句話的含義,中國多大呀,可是就是因爲貧弱,所以總是受人欺負,有理無處說,處處受氣。三是懂得了只有自強才能強人的道理,國家內亂,人民遭殃,國家必須統一,必須團結,必須強大,人民才不會受苦受難。這期間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些觀念,對我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研究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

1988年研究生畢業後,我回到了原來供職的學校繼續任教。其實,當時碩士生畢業是有很多選擇的,可以去北京工作,也可以去其他地方,但我還是回到了湖南。

畢業回湖南後,由于缺乏資料,我對中日關系的研究就無法繼續下去了。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對我的影響很大,覺得很震撼。隨即對鄧小平思想産生了濃厚興趣,我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到了這個方面。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動搖過,一直圍繞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學習和研究。

從我一開始學習和研究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起,就有一種感覺,應當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而不能搞成支離破碎的東西。當時也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似乎一講“解放思想”和“敢想敢幹”,“實事求是”就變成了僵化保守的代名詞;一講擴大開放和學習外國,就好像自己什麽都落後,把自己說的一無是處;一講要搞開發區,從中央到地方就一哄而起,連一些村裏也劃出一片地搞起了“圈地運動”等等。所以,從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理論一開始,我就把研究的目標確定爲“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

1992年秋,我撰寫了關于鄧小平理論的第一篇文章是《論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明確提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這一觀點。1993年,我組織成立了“湘潭師範學院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這是湖南高校中成立很早的一個研究機構(1998更名爲湘潭師範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

从1993年初开始,我着手撰写《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一书,经过两年的努力,1994年底完稿。1995年初(春节)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我岳父的朋友知道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时,热心推荐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文选德,出乎我的意料,与我素昧平生的文部长看到我的30多万字书稿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部长不顾烦劳,把那么厚的书稿随身带着,一有时间就仔细翻看,对一些观点甚至错别字都一一标明,最后还写了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年5月,我独立撰写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式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是国内系统研究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的第一本著作。书籍出版以后,引起了关注和好评,还参加了十五大前夕中央举办的五年辉煌成就展。这本书之所以受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界比较早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及“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大约在这本书完稿三年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所以,有人说我是最早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学者。其实,正确地说我写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第一本出版的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的著作。

之後,我把自己的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習和研究方面,先後在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等出版了《時代的豐碑——鄧小平理論産生的思想淵源與曆史條件》《改革開放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總結與發展趨勢研究》《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鄧小平社會主義特色觀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思想淵源和曆史條件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等研究著作,算是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盡了一個理論工作者應盡的責任。

在組織的培養下成長

我這個人不抽煙,不喝酒,不跳舞,看書、寫書、教書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可以說是個典型的“書呆子”。1993年我破格評爲副教授,1996年又破格評爲教授。1997年初擔任了系主任,是個正處級幹部,算是走上了領導崗位。

1999年中央提出推進理想信念教育,我提出要解決好理想信念問題,主要應當從理論上講清楚四個問題,即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怎樣對待資本主義;什麽是封建主義,怎麽肅清封建主義;什麽是共産主義,怎樣實現共産主義。這個意見得到了當時省委宣傳部主要領導的肯定,隨即由省委宣傳部組織專家集體攻關,出版了《信念叢書》(一套四本),獲得國家“五個一工程”圖書獎。

1999年,學校院領導幹部職位進行調整,我被選拔到院長助理的崗位。2001年,我開始擔任學校黨委副書記,後來又成爲湖南科技大學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我從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到校級領導,我所在的學科也從專科到本科、從二級學科碩士點到一級學科碩士點,到2013年我離開學校前成爲省屬高校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博士點。

在我成長的道路上,有過曲折,有過迷茫,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順利的。作爲一個普通的農家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不少人看來算是成功的。我想我能夠有所成就,最重要的還是遇上了好時代,遇到了好政策,一路上有組織的關心和培養,不然很可能走不出那個窮山溝。

師者人梯也

我這個人與“師範”有著不解的情緣。我本科讀的是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讀的是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讀的是湖南師範大學,工作在湘潭師範學院(後改名爲湖南科技大學),並且一幹就是30年。所以,對“老師”這一稱呼,對“教師”這一職業有很深的感情。

我的成长就是从老师的教育开始的。记得上小学时,根本不知道写作文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应付作业。但每一篇老师都看得很仔细,改得很认真,还时不时加以表扬和鼓励。老师认为写得好的时候,还常常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可以说,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正是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写作文,尽管每次写的自己都很不满意。还记得在高考前夕的一次作文模拟考试时,写的是以“谈理想”为主题的作文,老师看了后,不仅给全班同学说,而且在全校讲,“如果今年高考是写‘理想’的题目,劉建武这篇文章不仅能够得高分,而且可以登到《陕西日报》上”。这对我是多大的鼓舞呀!在我成长的路上,遇到了许多让我受益终生的好老师,有小学、中学的老师,有大学和研究生时候的老师,也有不少工作生活中的老师。古人讲一个人的成长要有贵人相助,老师就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贵人。

在我從教的歲月裏,我盡力向我的老師們看齊,向他們學習,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爲學生的成才墊石鋪路。

講個小故事,記得大約十年前的一個五一小長假,我陪北京來的幾位客人到南嶽衡山,住在了山頂賓館,傍晚時分,看見幾個年輕人有說有唱,其中一個女孩歌聲響亮,在小路上相遇後我隨口說了句“你的歌唱得真好”。女孩高興地問道:“是真的嗎?我再給你們唱一首《小背簍》好不好?”我們在聊天的時候知道這個女孩正是我所在的學校裏的學生,隨後,她在向我們講述其經曆的時候,深深地震驚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這個女孩來自浏陽,家裏父親因傷癱瘓,母親是個精神病患者,年幼的弟弟骨瘦如柴,渾身是病,正跟著她一起上學。爲了生活,她邊讀書邊打工,一天兼職做七八份工等等。這次到南嶽,這是她第一次出門遠遊。聽了這個孩子的講述,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隨後,我派人進行了詳細了解,可以說,實際情況比她講得更爲嚴重。問題是,這麽困難,學習成績卻一直非常優秀,各方面表現也很突出,很樂觀,很上進。了解這些情況後,我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七千多元,以幫其解燃眉之急。同時,由學校幫助其解決了她本人及其家庭的一系列困難。後來,這個學生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得到了學校、政府和社會的幫助和支持,先後被評爲了湖南省優秀大學生、全國優秀大學生等。在本校研究生畢業後,回到家鄉浏陽工作。可以說,個人的命運和家庭的命運都發生了根本改變。這個學生叫何平。

從教幾十年,類似這樣的例子並不少。我對“教師”的理解是“人梯”而已。我的老師是這樣做的,我也盡力這麽去做。看到自己的學生一個個成長成才、成名成家,成了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有用的人,是老師最開心的事!我最喜歡對“師範”這兩個字的解釋:“學高爲師、身正爲範”。在實踐中,也盡力這麽去做。

我深感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短短幾十年,經曆了從幾乎是原始的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的大跨越,感受到了我們的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飛躍。個人的命運從來都是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我個人能夠進步,有所成績,應當感恩這個時代,這是一個無比偉大的時代。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第3輯)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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