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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張萍的業績與貢獻

時間:2016-12-20 10:42來源:澳客 作者:庆龙 娄吾村 點擊:

一、張萍的人生經曆與業績

第一個提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建議的著名經濟學家——張萍,在宏觀經濟研究、市場經濟研究、區域經濟研究、區域規劃與戰略研究等方面卓有成就。不僅他的思考納入了領導的決策,他的文章進入了政府的文件,他的觀點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而且他的想法也變成了大會的報告,他的構想變成了改革的方案,他的言論變成了社會的輿論。無論在理論創新,或者在決策建議上,他都貢獻巨大,影響深遠。

張萍1928年2月出生在河北藁城縣(市)屯頭村。從小他就夢想“做個大英雄,成就一番事業”。9歲時,他自己編了6章《小人國的故事》,經常講給同學聽。1949年8月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前身)結業南下湖南。1949年9月至1951年秋,在湖南革大(抗大式學校)青年團學校團委會任宣傳委員兼校俱樂部主任。同年10月,調到學校第三部(財經部)任學習輔導員,並開始轉向教學工作。“1953年春,學校(當時已更名爲湖南行政學院,任務轉爲培訓在職幹部)黨委決定從南下青年幹部中選拔20多人自己培養。在曾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教員、時任湖南行政學院副院長方克的指導下,采取自學爲主類似在職研究生那種學習方式進行培養。”張萍此時任經濟學教研組長兼教員。而張萍在華北大學學習的是哲學、社會發展史和中國革命史。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雖然在任部學習輔導員期間,結合工作的需要學習了一些部門經濟理論,但這只是一些皮毛。爲了教學的需要,他刻苦自學,認真鑽研,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就通讀或精讀了《資本論》等馬恩列斯的所有經濟論著和將俄文譯成中文的政治經濟學課程16個分冊,以及一些古典經濟學著作、經濟學說史與中外經濟史。系統地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理論。1954年秋,在全省理論教員培訓班的講壇上登台授課,開始了經濟學理論的教學工作。1956年7月,湖南行政學院合並到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張萍繼續擔任經濟學教員。爲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規定黨政機關幹部都要進行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學習,張萍就承擔了省直機關幹部學習的絕大部分授課任務。1958年初春,“大躍進”浪潮席卷全國。爲了使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得到鍛煉,學校領導決定將黨校幹部分批下放到農村參加勞動,或到基層參加工作和鍛煉,張萍是第一批下放到平江縣甕江鄉參加爲期一年的勞動鍛煉。張萍在參加勞動的同時,也抽出部分時間,協助鄉政府創辦了一所農業技術學校和顆粒肥料廠,並參加了同年10月在長沙市召開的湖南省農村技術革新者代表大會,被授予“湖南省農村技術革新工作積極分子”稱號。1960年12月,張萍由省委黨校調到湖南財貿學院任講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雖然也給張萍戴上了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但由于他學習刻苦,工作認真,教學效果好,受到學生們的尊重。因此,張萍既沒有成爲“運動”的積極分子或骨幹,也沒有成爲挨批鬥的對象,在風浪中算是比較平淡或平安地過來了。

1978年2月,張萍由湖南財貿學院調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當時的名稱是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經濟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2年任經濟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5月,在機構改革中,被任命爲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成爲“雙肩擔”的骨幹。後來,被評上了研究員,並擔任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等職,先後兼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生産力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橫向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約理事,中國區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南方國際金融學會顧問,以及湖南省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湖南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生産力學會會長,湖南省長株潭城市群研究會會長,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等。

1996年5月,張萍辦理了離休手續。但時至今日已20多年,他天天都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大樓上班,一直沒有離崗。同時,爲應對經濟全球化趨勢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他于1998年發起召開了“全國對外經濟關系跨世紀發展戰略研討會”。爲響應國家關于“兩型社會”建設的號召,他不僅主持出版了《長株潭城市群發展報告》藍皮書,還主編了我國第一部階段性生態文明建設大全《湖南兩型大典》,並先後創辦了“長株潭經濟論壇”和“兩型社會”建設網,爲服務“兩型社會”建設搭建多種平台。他在接受《三湘都市報》記者采訪時曾說:“我還准備幹下去,初步目標是幹到95歲,還能幹更好!說不定能創吉尼斯紀錄呢。”

張萍長期在經濟領域的研究與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做出了突出的業績。截止目前,他主編出版了《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推進方式創新》,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長株潭城市群藍皮書·長株潭城群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自2008年以來,每年一冊);《張萍文集》,光明日報出版社2005年版;《張萍經濟文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等著作20多部。發表了《略論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的作用》《光明日報》1980年8月29日,《城市經濟聯合體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産物》《經濟日報》1986年3月15日,《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思考》《國防大學學報》1987年第10期,《論改革目標的分區到位與過渡區的改革》、《經濟研究》1988年第9期,《宏觀經濟的分層調控與區域市場》《經濟研究》1989年第8期,《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調節的結合與完善宏觀調控機制》《經濟研究》1990年第2期,《計劃與市場結合形式的合理組合》《經濟研究》1990年第8期,《論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的轉型和結合》《求索》1991年第2期,《論實現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基礎和途徑》《經濟研究》1991年第8期,《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的特點、規律性和發展階段》《求索》1994年第1期等論文200多篇。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決策建議研究成果,既有“把長株潭建成湖南發展的綜合經濟中心(經濟增長極)”,又有《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既提出了湘西老、少、邊、窮區域整體改發的設想,又提出了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既提出“充分發揮湖南中西部過渡地帶的優勢”,又提出居于東部的廣東與中部前沿的湖南建立長期穩定的經濟合作關系;既提出跨越東中西部五省湘鄂川黔桂省際邊境區域開發的設想,又提出有關“兩型社會”建設與改革的建議;既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中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又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特點、規律性和發展階段進行理論的概述和剖析等項目10多個。這些決策建議曾得到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二次批示,周強四次批示;得到時任省長熊清泉、陳邦柱的批示,時任省委副書記梅克葆、時任常務副省長陳肇雄的批示。既得到了政府的采納,又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由于張萍的研究成果與決策建議具有推廣價值,輻射作用,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不僅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還被時任中央領導江澤民接見一次,李鵬接見二次,趙紫陽接見二次。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2008年5月16日至18日,連續三天播放他的“國家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的訪談,湖南衛視2001年3月播放了他的《湘江圓夢》專題片,湖南經視1998年10月播放了他的《融城》專題片,湖南公共頻道2004年1月播放他的《品味人生》專題片等。全國有81個媒體宣傳介紹了他的業績,他接受媒體采訪達200多次。他還榮獲了國家和省部級多項獎勵與榮譽稱號。1992年,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並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3年,被授予湖南省優秀理論工作者,1998年,被授予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2007年,獲湖南省六屆十大傑出經濟人物特別貢獻獎,2008年,獲“改革開放30年湖南傑出貢獻人物稱號”,2009年9月,獲“全國離退幹部先進個人榮譽稱號”,2009年11月,被評爲“文化強省建設有突出貢獻先進個人”。

二、張萍的經濟理論與貢獻

張萍的決策建議具有戰略眼光,理論探索具有創新思維。不論他的宏觀經濟研究,亦或市場經濟研究;不論他的區域經濟研究、區域規劃,還是戰略建議、文化組織等,都既能進入決策程序,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又能做出系統的理論概括與探索,有開拓性的創新價值。

他是“长株潭一体化”倡导第一人。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四个城市建立特区的设想“触发”了张萍的研究灵感,引起了他的深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逐步形成网络,由不发达走向发达。湖南没有大型和特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但有“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这三座城市沿着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一个“品”字形,两两相距不过30-50公里,三座城市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使其形成了一个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以形成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的综合经济中心或增长极。于是,在1982年12月召开的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上,张萍以提案的形式建议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构建一个集工业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经济中心,以此带动湖南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

1984年7月,張萍提出了《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這個方案的提出,是張萍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帶領十多位同事,先後多次深入到三市的主要部門和基層單位,進行實地調研。爲了收集三市經濟、社會、科技的數據,僅大、小座談會就召開了50多次,還整理了200多篇文字材料和400多個企業的卡片。根據豐富的一手材料,張萍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決策建議性的總體和專項的實施方案——《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方案》。對此,省委高度重視,1984年12月省委常委會研究了《關于建立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經濟區的問題》,1985年6月13日省委書記毛致用在湖南省第五次黨代會也強調:“在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上,要充分發揮長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這個城市群體的經濟中心作用。”無論湖南省的第七個五年計劃,還是中國體改研究會的調研報告,都充分肯定了“長株潭一體化”的重要意義。

盡管後來長株潭經濟區的建設和實施過程有所曲折,但是其深遠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作爲我國第一個內陸省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思路在當時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多家報刊先後向國內外做了報道。1986年10月,北京市10個政府部門組團赴湘考察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問題,並參考《關于建立長株潭經濟區方案》,建立了以北京爲中心,包括河北廊坊、張家口、承德等市的環京經濟協作區。“長株潭經濟區”構想的提出,比開發上海浦東的建議要早8年。1999年2月,湖南省委領導召開專題會議,明確提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是湖南邁入新世紀、發展經濟的一項重大決策與戰略舉措。會議還認真討論了交通同環、電力同網、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環境同治等,加快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進了新型工業化的步伐,促進了大衆消費模式的轉變。這種整合不單純具有湖南的意義,也對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07年12月,長(長沙)株(株洲)潭(湘潭)城市群經國務院批准,成爲“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4年,獲批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張萍提出建立湖南綜合經濟中心以及經濟區的建議,經過30多年的發展,如今已成爲湖南省的重大戰略部署,帶動全省發展的核心增長極。

他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的创新者。在经济体制改革属性上,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是一次思想的大交锋。1984年12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何理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成了两派:主流派是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少数派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落脚点是商品经济。张萍就属于少数派,他在1988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可以说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利用市场调节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而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计划为指导和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987年11月在广东召开的全国市场经济讨论会上,张萍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从而引起了争论,甚至认为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主张发展私人经济的就是自由化,主张搞市场经济的就是自由化。1988年9月,国家计委在山东淄博市召开了一个计划与市场座谈会,会议一开始两派就展开了争论。张萍仍然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讲完观点后,另一派的就上台说:张萍同志你讲的观点是政治问题,是不能够也不允许讨论的。张萍毫不相让,据理力争。1990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经济秩序整顿会议”上,张萍又和他们争论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争完之后,他又急匆匆赶到上海买火车票参加青岛的会议。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实,张萍的理论出发点是将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予以区分。在他看来,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既有共同的方面,又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属于一种经济形态,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相并列;后者属于一种经济运行的形式或体制,与统制经济、集中统一计划经济相并列。当商品生产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化,形成了统一市场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时,商品经济必然会采取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式。换言之,市场经济是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必然产物,而非资本主义所特有。

張萍“從理論上辨析了二者的區別後,繼而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實質上也可以說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爲基礎、以國家宏觀計劃爲指導和調控的。”張萍還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探討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市場經濟屬性的學者不在少數,我的觀點主要是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做了梳理和區分,並據此認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模式需要再認識或再定位。”

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逐渐明确,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时的张萍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此前的理论思考,而是进一步尝试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特点、规律性和发展阶段予以概括和剖析。他认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要使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殊性达到内在结合与统一,从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起来,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显然,不仅是张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经济理论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学界数次关于这一领域的思想“交锋”(参见郝日虹 徐华亮:《张萍:做一个务实求真的经济学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5日),充分展现了他理论思维的创新性与追求真理的坚定性。

他是“東中西過渡地帶”的首倡者。1991年1月,張萍首次提出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的建議,經省政府采納,並報國務院獲得同意批複,進入國家決策。張萍在對廣東省綜合改革試驗及其對內陸省區影響作系統考察和分析之後提出了“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的構想,即以衡陽市爲中心包括衡陽、郴州、零陵地區在內的湘南地區作爲過渡性綜合改革試驗區,並對如何進行過渡性試驗區改革提出了對策建議。既實行梯度銜接的價格改革,過渡區的價格改革要做好梯度消波和理順的工作,又提高市場的發育程度,加快建立雙向銜接市場體系,提高邊境共同市場的開放度,促進區域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既加強湘南過渡區開發,以廣東的改革開放有力地促進湘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資源開發、産業結構調整和由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增強聯合外向的競爭力,又提高過渡區的外向開放度,加強過渡區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的經濟技術協作,擴大過渡省區進出口經營審批權和利用外資項目審批權;既改革財稅體制,增加過渡區的財政活力,在財政收支上對地、市分別給予一定的照顧,又改革投資體制,擴大過渡區項目的審批權限,授予過渡區地、市行使省級審批權限。並在同一個建議報告中提出了要充分發揮湖南地處沿海與內陸、東中西過渡地帶的優勢,實行雙向開放戰略,參加兩個大循環。爲此,他在《適應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湖南對策》中進一步指出:“把湖南放在國際、國內大環境裏看一看,湖南處于什麽位置?湖南是我國從沿海地區到內陸縱深地區的一個過渡省區。一頭連著沿海,一頭連著內地,這是湖南省區位的特點,也可說是一大優勢。當然面臨著區際競爭和挑戰的形勢也是嚴峻的。湖南經濟應面向兩個市場,向兩頭開放,參加兩大循環。”並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他發表了系列文章,作了詳細的論述。諸如《〈省際經濟關系發展戰略研究〉序言》《省(區)際經濟關系現狀分析與發展戰略理論基礎》《省(區)際經濟發展戰略的任務和特點》《省(區)經濟關系與區域市場》《關于推進湘粵港經濟合作若幹建議的報告》《關于建立湘粵共同市場的設想》《堅定靈活地辦好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關于建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經濟協調會的建議方案》等,不僅具有可操作性,還有重大的理論價值。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對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講話中強調“要按照中央決策部署發揮好作爲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的區位優勢。”張萍首倡“東中西過渡帶”,不僅習近平總書記來湖南作了結論,還進入了國家的戰略定位。

三、張萍的精神品格與境界

張萍已89歲高齡了,卻能始終做到當教師與搞科研一個樣,在職與離休一個樣,理論研究與決策建議一個樣,都能做到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做到心細如發,精益求精;做到無私無畏,敢作敢爲。這是需要一種精神、一種境界的。然而,正是這種精神品質的崇高境界,鑄就了張萍的成功。

始終不渝的學習,是他成功的關鍵。不論是理論經濟,還是應用經濟,他都能做到如數家珍,就是他刻苦學習煉成的。在科研的道路上,他曾經曆過三次艱辛的轉型、超越。20世紀50年代,因爲工作需要,爲了實現從經濟學“外行”向經濟學家轉型,他在一年多裏,如饑似渴地精讀了《資本論》等馬恩列斯的所有經濟論著和不少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讀書筆記寫了厚厚十幾本。當時,用電有困難,晚上十點鍾就把路燈以外的燈都關掉了。炎炎夏夜,學校的同事們三三倆倆在門外坪裏和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拉胡琴……,我仍在辦公樓的路燈下讀書,一邊讀一邊用手帕擦汗,直到深夜。”

爲了由傳統經濟學家向現代經濟學家轉型,20世紀90年代,張萍深入研究計算機、互聯網和互聯網的産業化,以及它們給經濟發展、軍事領域帶來的變化。2002年,他用三個月集中學習、綜合研究了各個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曆史、後工業化發展現狀。並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尚未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爲了站在全球的視野上思考問題,一個現代經濟學家,必須懂得主流技術的發展規律和發展前景。他認爲:“不是站在中國,而應站在全球的塔尖考慮問題思考未來,才能提出真正有重大價值的建議,成爲現代澳客。”爲此,他很注重新技術、新知識的學習。在他的書櫃裏有一摞厚厚的書,就是由中國科學院編著出版的《創新2050年:科學技術與中國的未來》,中國科學院戰略研究系列報告。每一本都有他的紅色筆記、折頁、便簽紙。這些報告他不止讀了一遍。所以,他現在考慮到的“是十年、二十年後的發展問題。”

而且,不論多忙,不論在任何環境下,除了工作,他都把自己的精力一門心思放在學習上,一直到現在他對知識的追求仍然是如饑似渴。每每拿到一本新書時,他就恨不得一下子把它讀完。大腦總是處于不停地思考的狀態。睡覺在想,吃飯在想,散步在想。甚至到了每晚都是靠安眠藥才能睡幾個小時;而一旦醒來,腦海裏就浮現一個事:學習,學習,再學習。張萍理論功底這麽紮實,就是通過學習得來的。難怪他一直記得這樣一句歌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天分是人的智慧,每個人都不一樣。我讀書都是第一名,算得上聰明,可聰明只提供了基礎。人是學而知之,並非生而知之。我整天‘泡’在辦公室,大部分時間是在學習,在不斷充實和更新自己的知識,革新自己的觀念,從而不斷地超越自我。特別在世界已從舊經濟到新經濟大轉型的世紀,知識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時代的車輪在飛速前進,誰要是不能堅持終身學習,誰就將被時代的洪流淘汰。這真是金玉良言。

幹淨做人的人生觀,是他的精神品格。張萍于1983年至1993年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在這10年任期中,他做到了嚴于律己,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錢的便宜”,他沒有在院裏報銷過一次個人招待費、餐飲費。就是在他離休之後20年裏主持的研究會、研究中心也是如此。而且在他分管的範圍內嚴守規矩,始終堅持按制度辦事。在制度面前對事不對人,不因人而宜;也無親疏之分,無高低之別。這在以後20年裏他所主持的研究會、研究中心也是如此。他嚴于務實。在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科研工作中,他堅持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紮根實踐沃土,做到理論與實踐結合,爲實踐服務。他所提出的多個決策建議,均具有前瞻性,經得起時間與曆史的檢驗,同時具有可操作性。他曾不無自豪地說:“在全國經濟學之中我是個務實派”。在他主持的“六五”、“七五”、“八五”三個“五年計劃”的重大課題以及省級重點課題中,他沒有拿過一分錢課題組長的補貼,研究報酬都只拿平均數,不拿高酬勞。在課題費的使用上,也做到了沒有報銷過一次個人招待費、餐飲費。幾十年來,他從不搞壽慶生日宴。80歲那年,院領導要給他過生日,他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他一個人也不請,由老幹辦定;二是他出錢;三是不收錢,不收禮。結果參加的有院領導、辦公室主任和老幹辦的同志十余人,兩桌他付了1800元和兩瓶酒鬼酒。他總覺得:“心靜才能安心。淡味人生,把名利、爭鬥看淡,不要東比西比。淡然,心裏才能平衡。”所以,他與世無爭,一心工作。“我是一根筋、一個魂,就是不虛度年華,對得起社會、人民和自己。我沒個人追求,這就是我的追求。”

而他的生活卻十分樸素、簡單,他的家雖然明亮寬敞,卻幾無裝飾,惟有一幅《桃花源記》的書法挂在牆上,他說:“我家裏比較簡單,就跟我這個人一樣。”吃的也不挑剔,保姆做什麽,他就吃什麽。一般中餐就是兩個小菜,一個葷菜。晚上又吃中午剩下的一點菜,再補充一個菜。而他待人卻實實在在,從不虛假應付。保姆在他家工作幾年了,卻能時時刻刻感受到“爺爺奶奶人特別好,從來不發脾氣”,“在外面遇到什麽好玩的事,爺爺會跟我們說,把我也當家人一樣的。”經濟所原副所長李靜說,張副院長“善于發現人才,知人善用,給他搭建必要的舞台,用形象的話來說就是放開手腳讓你跑,又不讓你跌倒。”系統所所長史永銘談到他們所一個年輕人去張副院長那請教,張副院長“不僅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對于年輕人非常關心非常客氣,去了又倒茶,走時還起身相送,非常感動。”這就是張萍的人品,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也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只講奉獻的價值觀,是他的思想境界。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讀過前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一部閃耀著不可磨滅的革命光輝的名著,作品中有一段深刻概括他的革命精神或鋼鐵誓言的內心獨白,深深地感染了我:“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爲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爲生活庸俗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活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解放全人類而鬥爭。”這段話讓他終生銘記。他說:“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時代和保爾的那個時代是大不相同了”,“我更沒辦法和保爾的那種獻身精神相比。”但“我經常想,如果我在臨死的時候,也能給自己做一個這樣的結論:不會因爲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爲生活庸俗而羞愧。就了無遺憾,心滿意足了。”因此,“他的追求就是對國家、社會、人民有所貢獻,雖然只是滄海中之一粟”。“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也一直在影響著他的行動。60多年來,除了“文化大革命”前中期幾年之外,只要在長沙,他幾乎沒有休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工作忙時,就是中華民族最大節日春節的大年初一,中秋節的八月十五,也是在辦公室工作中度過的。即使探親或出差,他也從未休息過。比如,1980年2月上旬,正值農曆年底。闊別30多年後,他帶著妻兒回到故鄉探親。離別時正值盛年的母親已是滿頭白發。他不由自主地跪在老母親面前,相對垂淚。但拜見久別的父母之後,他就埋頭在狹窄的土坯房裏,邊學習、邊思考、邊寫作,繼續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張萍還記得:“一直到除夕晚上,當我寫完最後一個字時,看了看手表上的指針,已經是22點差2分,我才擱筆,到幼時好友的家裏,喝了幾杯除夕酒。”


1996年5月,辦了離休手續的張萍想,自己在經濟理論教研崗位深入鑽研、艱苦思考近50年,“經曆了兩種不同經濟體制的建立、形成和更替,積累了理論、制度、改革實踐等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對于社會來說也應算是一種‘財富’。離休只是離開職位,科研的崗位可不能離啊!”于是,張萍決心沿著已經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這一路走來又是20年有多了。他的那種敬業精神,就是他在這條崎岖科研道路上走下去的“魂”——只講奉獻,不虛度年華的價值觀與境界。

來源:文獻與人物2016年第6期

(責任編輯:管理員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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