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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平:向愚與他創辦的《抗戰文選》

時間:2015-12-21 23:18來源:原創 作者:周亞平 點擊:

向愚(1903-1989),湖南衡山縣人,原名向大名,又名向金聲。大革命時期,即1924年,向愚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讀書時,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爲中共湘南特委領導成員,又是湘南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向愚都積極爲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努力工作,卓有成就,尤其是在八年的抗戰時期,在中共領導下的第二戰線上,他和妻子劉雯冒著生命危險成立“戰時出版社”、創辦《抗戰文選》雜志,爲中國共産黨和中華民族的抗日宣傳做出了巨大貢獻。

“馬日事變”後,由于革命形勢惡變,白色恐怖嚴重,向愚曾不幸兩次被捕入獄,因此,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1936年,在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嚴信民的介紹下,向愚帶著妻子,經北平來到西安,當時是想去延安。但因蔣介石對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強調先消滅共産黨再抗日,對抗日進步人士多以圍捕,且反動派在西安駐紮了大批軍警特務,無法去延安,他和妻子只好在西安市省立二中找了份教書的工作,以便尋找機會。在西安,他邊教書邊利用課余時間以“向金聲”、“向愚”爲筆名向各報刊社投稿,宣傳抗日,這樣,他在西安小有名氣。

1937年春,周恩來代表中共到南京同蔣介石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大計,回延安時途經西安,爲大力宣傳抗日,在西安基督教青年會召開文化界座談會,向愚參加了這次座談會,並在會上慷慨激昂宣傳抗日,被周恩來賞識。會後,周恩來找到向愚,談話中,得知向愚夫婦由于兩次被捕脫黨多年,請求回到黨的懷抱,便誠肯地對向愚夫婦說:“據我所知,你把監獄當大學,刻苦學習外語,出獄後在南京和西安進行抗日文化宣傳工作,做得很好!根據目前形勢,延安還要派出大批幹部到白區工作,開辟第二戰線。你們就不要去延安了,以民主人士身份開展工作,對黨的工作更有利,到時候黨會來找你們。”爲了黨的利益,向愚夫婦服從周恩來的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宣傳工作中。

1937年7月7日,因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中國軍隊的奮起反擊日寇,驚醒了全中華民族,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高漲,情緒激昂。向愚夫婦趁機收集全國各大報刊上有關抗日的文章,用油印機印成單頁本,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講授,各校國文老師也紛紛效仿,在當時反響很好。夫婦倆認爲大力開展抗日宣傳的時機已成熟,必須乘熱打鐵,成立戰時出版社,大量出版各種抗日書籍。通過出版各種抗日書籍,向愚從中收集到共産黨和共産黨領導人、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中抗日進步人士主張抗日的方針、政策、言論,一字不漏地整理出來,刊登在由他創辦出版的《抗戰文選》雜志上。

《抗戰文選》雜志第一輯于1937年10月20日正式出版。該雜志的內容分爲論著、抗戰文藝、戰地通訊、抗戰史料、雜品等五個欄目。論著欄目,主要收集各種抗戰問題的文章,比如有毛澤東的《我們怎樣抗戰》、潘漢年的《如何確保抗戰的全部勝利》、艾思奇的《文化在抗戰中》等等;抗戰文藝欄目,主要收集描寫抗戰的散文、詩歌、戲劇等;戰地通訊欄目,主要收集各大報紙的戰地通訊;抗戰史料欄目,主要收集講演、談話、宣言、通電、書信等,如:陳獨秀的《抗戰的意義(講演)》、蔣介石的《對盧溝橋事件談話》、朱德的《朱德等就職抗戰通電》等等;雜品欄目,主要收集關于抗戰的各種雜品文章,如:郭沫若的《理性與獸性之戰》、宋慶齡的《國共統一連動感言》、時事新報的《愛國七君子訪問記》等等。這些欄目及文章真實活潑,可讀性極強,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初版3000本一上市便被一搶而光,再版5000本仍不夠,當年內就發行了近兩萬本。

《抗戰文選》每輯10多萬字,按月發行。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實際上在西安是嚴密封鎖延安中共中央抗日的方針、政策和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向愚他們能夠收集到有關中共的抗日文選,主要由當時中共中央在三元縣主辦“青年幹部訓練班”的馮文彬,和中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伍雲甫(衡陽省立三師的學生)提供。有些著名的愛國人士如宋慶齡、郭沫若等以及一些進步文化界人士如茅盾、丁玲、冰心等人的文章,則從報紙上剪輯而成。凡是中共及其領導人有關抗日的主張、方針、政策、講話,以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報道,都一字不漏全文刊登,及時地將中國共産黨抗日主張傳播給廣大的民衆。

對于《抗戰文選》雜志的編輯整理,向愚爲之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每一輯的出版,他不僅要收集整理,還要親自寫文章,在第一輯中他寫了《毀碎敵人剪刀式的侵略政策》的文章;第二輯寫了《中華民族前進的兩條鐵軌》;第三輯寫了《論中蘇合作抗日》;第四輯寫了《抗戰中的教育問題》;第五輯寫了《清算抗戰期間的國內變化》;第六輯寫了《國共合作的必然性和長久性》,等等。這些文章觀點鮮明,文字激昂,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對國土的深厚感情躍然紙上。而且,向愚夫婦還在每一輯出版前,都要邀請西安各校的語文教師到出版社(實際上只是一間較大的房子而已)召開座談會,傾聽大家意見。這實際起到了組織大家學習、宣傳《抗戰文選》的作用,也把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了中國共産黨的周圍。

1938年,上海失守後,全國的抗日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西安市各中小學教科書沒有了來源,經陝西教育廳廳長周伯敏(進步人士,解放後爲上海市政協委員)批准,決定將《抗戰文選》雜志作爲全省中小學國文教材和公民課的補充教材。至1938年10月,《抗戰文選》總共出版了8輯,這樣,《抗戰文選》就成了全省的合法讀物。此後,西北五省亦效仿,就連山西、河南鄰省也前來購買《抗戰文選》,作爲他們的教材,可見其影響極廣。當時,《抗戰文選》每輯都必須再版幾次,銷行幾十萬冊,都由西安大東書局印刷發行。與此同時,向愚與夫人劉雯以戰時出版社爲陣地,還出版了《毛澤東最近的抗戰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史》、《晉北遊擊戰爭紀實》、《蔣介石最近的抗戰主張》等書,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愛國青年的抗日熱情。向愚夫婦還將出版發行的稿費大部分資助給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作活動經費。

1938年10月以後,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公開挑釁,向愚所任教的西安省立二中發生了一場軒然大波。省立二中的學生大部分爲東北軍子弟,抗日熱情極高,全校師生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活動,在當時有“西安抗大”之稱,國民黨反動派視之爲眼中釘,趁日寇轟炸西安時,指使軍警沖進學校,開槍打傷兩名學生,造成師生一千余圍住軍警不放的場面。後來在有關部門的協調下,這場軒然大波算平息了下來。這場軒波,也給向愚的戰時出版社敲了一記響鍾,國民黨反動派之所以沖擊學校,其目的是想搞垮《抗戰文選》雜志社,壓制抗日人士的愛國熱情。在這種情況,繼續出版《抗戰文選》已不現實,向愚夫婦只好從西安輾轉回湖南,在時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主任徐特立的安排下,去衡陽中共秘密聯絡處湘江書店工作,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所以,到1938年10月,《抗戰文選》在西安實際只出版了8輯就停辦了。

1939年初,湘江書店被敵機炸毀,向愚便以馬克思生日的含義,在衡陽開辦了“五五書店”,吸引很多進步青年。同年3月,向愚以新一輯爲期刊號整理出版了《抗戰文選》第9輯,內容主要還是宣傳堅決抗日到底,收集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宋慶齡、蔣介石、孫科等著名人士有關抗日的講話、文章。新一輯除保留抗戰論著、抗戰史料、抗戰文藝三個欄目外,將原來的戰地通訊與雜品兩欄目改成:顯微鏡下的汪精衛、日本人的中日戰爭觀和抗戰外論三個專欄,在這幾個專欄內,刊登了何香凝、吳克堅等痛斥漢奸賣國賊汪精衛的文章,還選登了日本作者及蘇聯、法國、美國等外國作者對中日戰爭的看法的文章,這對廣大讀者全方位了解中日戰爭的進展及國際國內進步人士對這場戰爭的觀點與看法,是有很大幫助的,無疑對于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起了極大的鼓舞與推動作用。

由于向愚的抗日宣傳影響過大,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1940年底,五五書店被查封,他也因此第三次遭被捕。後被解救出獄,他又在衡陽創辦金國印書館,繼續出版革命書籍,宣傳抗日,直至抗戰勝利。

作者:周亞平,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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