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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新:天道酬勤

時間:2019-05-31 09:14來源:澳客 作者:澳客 點擊:

[方向新研究員簡介]1956年出生,湖南湘潭縣人。1982年1月畢業于複旦大學經濟系。長期供職于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在所、院兩級擔任過行政領導職務,二級研究員,兼任湖南師範大學、湘潭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現任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社會學學會會長、湖南省城市科學與兩型社會研究會副會長等職。獲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湖南省優秀中青年專家、湖南省首屆優秀青年社會科學專家、省首屆宣傳文化系統“五個一批”優秀人才等榮譽稱號。主要從事城鄉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研究。主持3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其中1項爲重點項目)、30多項省部級課題、1項國際勞工組織課題,出版著作計27部,發表論文260余篇,研究成果榮獲省部級獎勵達20余項。代表性論著有《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研究》、《農村變遷論——當代中國農村變革與發展研究》、《湖南城鎮化健康發展研究》、《安邦之道——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新探索》、《中國人口安全報告:預警與風險化解》、《戶籍制度改革後農村城鎮化推進中的新問題及其對策》等。

走出農村,有志方能事成

1956年10月,我在長沙出生。60年代初,國家作出大幅度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的決策,父母作爲國有單位職工,響應國家號召下放到湘潭縣老家農村務農。之後,我被父母接到湘潭縣,那一年,我七歲。

父母原在新華印刷一廠工作,因身體原因,吃不消農活,父親還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于是,1966年他們輾轉到益陽縣印刷廠當合同工。弟弟是1964年出生的,考慮到他年紀小,父母便帶他一同到益陽。我與姐姐留在湘潭縣,一待便是十多年。姐姐只比我大兩歲,高中畢業後當了民辦教師。在農村,從讀初中開始,我基本上是獨自生活。

1971年,我初中畢業。那時讀高中需要生産大隊推薦,盡管我的成績很好,還是當時大隊“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唯一的學生代表,因姐姐讀了高中,就沒有分到推薦名額。我並沒有放棄,跑到縣四中找人幫忙,最終還是無力回天,屬于典型的非自願辍學。

1972年下半年,高中入學由推薦改爲文化考試選拔(唯一的一次)。聽聞此訊,曾經教過我的初中老師非常高興,熱情地幫我插班恢複學生身份,因此我參加了考試,于1973年春,正式進入高中學習。

1975年初,我高中畢業。下半年恰逢部隊招兵,我踴躍報名。政審與內科體檢均通過,只剩下最後一道胸部透視關,可以說是十拿九穩的事了。公社開會已明確定下我參加次日胸透,當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對我父親回鄉後曾頂替他的職位而耿耿于懷,做工作取消了我參加最後一道體檢的資格。爲此事我鼓足勇氣接連找了公社武裝部長,來花石區接兵的教導員、營長等人,但無法改變結果。就這樣,參軍夢在我極不情願的狀態中破碎,人生又一次遭遇到了大坎坷。之後,作爲回鄉知青待在農村,種了三年田。

當時農村青年興寫詩,搞業余創作,我也想將其作爲一條發展之路。三年來,我邊出工邊創作,在湘潭縣文化館主辦的刊物《韶峰》上發表了一首小詩,一篇表演唱,寫過諸如“風洗臉,雨梳頭,風雨是我的好對手”之類的文字。

縣文化館舉辦“業余作者”培訓班,我參加了兩次,被評爲“湘潭縣先進業余作者”,並列爲縣業余作者重點培養對象。在這段時間,我因創作了一些作品,引起了公社的關注,除安排擔任大隊政治輔導員外,公社黨委書記還點名調我去公社知青農場擔任會計,參加農場管理。只是通知下達之時,我已背上行囊,踏上了赴上海讀大學的行程。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改變我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大事,也是一次改變我個人命運的極大機遇。盡管備考時間短,參加高考的人很多,可供複習的資料寥寥無幾,但我報考大學的決心很大,備考之中的艱辛難以一一細表,但用白天夜晚連軸轉就足可以形容了。

值得一說的是填志願。當年實行考前填志願,確實有風險。我所報志願非常大膽,分別是複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武漢大學中國文學專業、湘潭大學政治學專業。當時這三所大學都是全國重點大學,沒有層次之分,如果第一志願錄不上,按照當時的投檔方式,最好的結果便是錄入非重點本科學校。幸好我的分數比較高,如願踏入複旦大學校門。

上了大學,我才真正走出了農村。在農村的日子,盡管有點孤單,有些坎坷,但回首過去,我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種必經的曆煉。我深深體會到,機會是留給有備的人,不管環境如何,只有自強不息,潛心學習,放手一搏,才能闖出去,成就美好人生。

學科轉向,耕耘孕育收獲

治學有一個學科定向的問題,揚長避短才能突出特色。我用了十年時間,從經濟學完全轉向社會學。這個過程,不論你是“無心插柳”,還是“有心栽花”,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極爲重要。

考入大學,我所學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70年代末,複旦大學未曾設立社會學系,直到1980年在分校才正式設立,但對人口問題研究比較看重,教育部一度准備在複旦大學設立人口學系,與中國人民大學形成“一南一北”格局。當時人口研究機構放在經濟系,資料室存有許多有價值的人口方面的書籍,包括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書籍、原版進口書籍等等,數量頗多,我也常去查找資料。沒想到,我喜歡人口學的事傳開了,當時班上同學說:“我班有兩個同學,到了資料室,一個只看黨史,另一個只看人口學。”同學之間的一句笑談反倒激勵了我,既然名聲在外,我也真的把研究興趣放在人口學上。

在修“中國經濟思想史”課程時,爲寫作課程論文,我選擇《資産階級改良派人口思想研究》題目,即研究薛福成、梁啓超、嚴複等人的人口思想。爲寫好論文,多番查閱資料,曾將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80多冊線裝本)從頭到尾閱讀了一遍,最後用材料紙寫成文章,有30多頁。老師看後寫了200余字的評語:“此文寫的很好,不知道有沒有現成的資料作參考,就是有的話也非常不錯了。”在此基礎上,我撰寫了《嚴複人口思想述評》一文,江蘇社科院主辦的《群衆》(《江海學刊》的前身)曾來過錄稿通知,最後于1983年在吉林《人口學刊》上刊發。

《簡論社會主義人口規律》是我的畢業論文,當時即刊發于上海人口學會主辦的《人口科學》上,也被複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編的第一本公開出版物《人口問題與理論》收錄,當時只有兩位本科學生的文章被收錄,我便是其中一個。

1982年2月,我大學畢業後,分配至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從事科研工作,開啓了新的征程。剛入省社科院,我被經濟研究所安排研究商業經濟,才半年多一點,因所裏研究農村的人手少,急需注入新鮮“血液”,根據安排我轉而研究農業經濟,也就是當時的“農村經濟”。

1983年下半年,省社科院成立社會學所。院領導考慮到我之前研究過人口學,並于6月派我參加中山大學社會學高級研究班培訓,與當時北大、南開、中山大學、中國社科院第一、二屆碩士研究生共同學習,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授課。在經曆了初步的社會學訓練後,我轉到了社會學所。

學科轉向的最大推動力還是來自于湖南小城鎮問題研究。這一課題在1984年由省建設廳下達,時任省社科院副院長張萍擔任指導,開始由經濟所一位40多歲的同事負責。該同事不久被調往中南民族學院任職,這個課題便轉由我主持。這一年,我只有28歲。

課題完成用了一年。我和同事走遍了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範圍內所有稍成規模的小鎮,望城是調研的第一站。我們在望城住了半個月,調研了靖港、銅官、喬口、坪塘等小鎮,後又至株洲、湘潭地區調查,獲取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過程有些坎坷,有的縣對此事並不積極,但總體上還算順利,在全國,我們對小城鎮調研屬第二家(第一家爲江蘇,他們由鼎鼎大名的費孝通先生挂帥)。我撰寫了5篇研究報告和2篇文章,提出了農村人口城市化必須經曆“初次轉化”和“高層轉移”兩個階段,城市化總體目標是建立和完善城鎮體系等觀點,被學界稱爲城市化研究中“多元發展論”流派的代表觀點之一。我用了兩個月撰寫的《小城鎮發展中的農村人口轉化》一文,在《求索》刊出後,被美國《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雜志全文譯載,並于1992年被評爲湖南省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1990年,我參加了省委社教工作隊,在桃源縣同仁村工作一年,在完成社教任務的同時,我結合科研,深入到300多個農戶進行訪談調查和問卷調查,將該村莊1982年至1990年每戶人口變化情況全盤摸清,取得了准確的資料,寫出了5篇調查報告和論文,相繼在《社會學研究》《中國人口科學》《人口學刊》等刊物上發表。

從研究人口問題到小城鎮再到城市化,從涉及社會學領域到1990年合著的《組織社會學》《企業社會學導論》出版,我真正完成向社會學研究的轉型用了整整十年時間。學科轉向,確有艱辛,甚至有風險,但我時常激勵自己,科研之路,要敢于突破自己,勇攀高峰,不斷創新,方見成效。

服務大局,眼高帶來手高

學術研究要著眼現實問題、服務黨政決策,只有站在新的高度,才能鑄就大手筆。

1994年,省委宣傳部下達“五個一工程”重點選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兩易其稿,撰寫了《安邦之道——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新探索》一書,有36萬字,于1996年出版。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書籍能超過三十萬字,可謂“皇皇巨著”,畢竟這類書籍均在二十萬字以下。我這本書的突出特色是緊扣社會現實,抓住了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背景,且具有社會學特點。《人民日報》等報刊相繼發表書評,稱其爲“研究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的一部力作”,先後獲得湖南省1996年度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圖書獎和省第四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隨著時月打磨,我的眼界逐漸拓寬,對世間萬物有了新的看法,對學術研究更爲嚴謹細致。我與同事曾合作主編《中國共産黨與中國農民》一書,這是湖南省委確定的紀念中國共産黨建黨80周年重點項目之一,共三卷,一百多萬字,于2002年出版。該書全面展示了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正確認識和處理農民問題的波瀾曆程,開辟了農村問題研究的新視野,也獲得了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圖書獎。這本書我費力甚多,所閱讀的有關文獻、資料、論著少說也在5000多萬字,引證雖多,但在該書評獎前的質校檢驗中,無一差錯,受到省出版局的通報表揚。

我不是黨史研究者,作爲主編之一,有的專家並不服氣,也有些不放心,曾經我還與一位湖南黨史名家有過一番“舌戰”。我發現他負責撰寫的內容中,有一些差錯,提出來請他予以修改。一位黨史名家被一個非黨史研究者質疑,心中難免不服,爲此,我將他出現的差錯,特別是史實差錯,隨口一一道來,還點出了正確出處,精確到某書某頁,使他心悅誠服,按我的要求進行了修改。

1997年,我晉升爲研究員,2002年起開始擔任所、院兩級的領導職務。隨著肩上擔子的加重,研究層次也相應提高,與幾任省委書記也有過比較直接的對話。最令人難忘的是與張春賢書記的對話。

2006年湖南正在籌備召開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會議,春賢書記下到14個市州進行調研,回來後,召開了社科院專家座談會。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蔣建國同志通知了5人參加,我是其中一個。只有一天的准備時間,爲此,我連夜寫了《把握好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發展關系》一文,作爲會上彙報材料。4月29日,座談會在省委常委會會議室召開,我們與春賢書記、蔣建國部長相對而坐,每人彙報8分鍾左右,會議預期安排爲一個半小時。不曾想到的是,我在會上彙報的時間用了半個小時,不是我講了這麽長,而是春賢書記對我講到的一些問題很感興趣,時常接過我的話發表自己的見解。最後,整場會議開了三個多小時。

隨後,省委召開的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工作會議,春賢書記將我彙報的內容摘取了部分原話用到報告裏面,還采用了産業集群、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等概念。有趣的是,新聞記者在寫報道時,因不理解春賢書記所講的新概念,爲此,特意來到社科院請求專家“補課”。那是我第一次與春賢書記直接對話。

後來,春賢書記向省社科院下達了兩個課題,其中《湖南進入“快車道”後又好又快發展對策研究》由我主持研究。規定要沿著“湖南發展的曆史方位、湖南實現又快又好發展的構想、怎樣構建現代産業體系”方向走,分三個子報告,每個報告3000字左右,以《成果要報》形式呈報。當時處于春節前後,時間緊,任務重,大家都要回家過年,困難不小。課題正式開題是臘月二十五,規定交稿是正月初八。我清楚地記得,初八一大早,省委宣傳部理論處派人准時催稿,因爲要得急,我在紙質稿上改一部分,課題組成員馬上就在電子文檔上改,改好後一份一份發過去。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課題組成員的密切合作下,成果得到了衆多領導認可。春賢書記在文章作了長篇批示,如下:

這一課題對當前湖南經濟社會發展方位、走勢和路徑的分析有一定見地,也很有現實意義。進入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湖南如何適應世界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格局發生深刻調整、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形勢,抓住機遇,應對挑戰,積極占領新的産業競爭的制高點,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邁進科學跨越、富民強省的新步伐,這是社科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希望社科界多推出具有真知灼見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爲湖南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我還和其他三任省委書記有過對話:

2005年6月28日,我應邀在省委常委中心組學習會議上,作了《和諧社會建設與湖南農村社會變遷》的專題報告,時任省委書記是楊正午同志。

2011年12月7日,我以民進湖南省委特聘會外專家的身份主持完成的《優化我省消費環境及進一步擴大內需的對策建議》,作爲民進湖南省委參政議政調研成果,向省委書記周強同志等省四大家主要領導作當面彙報。

2013年12月29日,我主持完成的《加快湖南承接産業轉移示範區進一步開放發展的思路與對策研究》,又一次作爲民進湖南省委參政議政調研成果,向省委書記周強同志等省四大家主要領導作當面彙報。

2015年4月10日,省委書記徐守盛主持召開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湖南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之前,省委改革辦委托我主持對《實施意見》進行全省首次第三方評估,並將評估報告提交會議一並審讀。徐守盛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我看評估材料很翔實,意見很客觀,對于修改完善《實施意見》很有幫助啓迪。”

服務決策既需要眼界高,也需要功底厚。只有視野寬闊,高屋建瓴,貼近現實,深入基層,對問題進行准確把握,深刻剖析,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研究報告,也才能影響決策,服務政策,推動實際問題解決。爲此,我潛心操練,在爲湖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決策的服務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治學無涯,根深才有葉茂

讀書,是我極爲喜愛的一件事,不僅自己養成了愛書、看書的好習慣,而且還帶動其他人一起讀。我擔任社會學法學所所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所發起“月讀一本書”活動;我在擔任湖南師範大學社會學專業研究生導師期間,讀書是我非常強調的事情,推薦給學生讀的第一本書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

讀書,要有針對性、目標性。作爲一個合格的學者,不說知識淵博,也應廣涉中外。現今,我們對國外的研究了解太少,在他人的肩膀上攀登不夠,要想在更高層次的社會學本體理論上同國外學者對話,讀書很有必要。

近些年,我系統學習了西方社會學,還給自己安排了兩個“任務”,一是把書找齊,二是收集電子版書籍。目前,電子版書籍我已有2.4萬冊,紙質書籍也有4000多本,我所收藏的西方社會學及相關書籍,在省內收藏應是最齊全的。

做好筆記,是讀書的收獲。在院內培訓活動和讀書會上,我時常會強調“讀書如何做好筆記”的問題,在我的認知中,筆記是讀書時的一種修行,懂得做好筆記,是對書本知識的二次解讀。

資料若能被正確使用,那麽它將發揮出巨大的價值。有些書,若覺得寫的不夠好,我也會挑選出可用部分,將它作爲一個靶子,細細揣摩,探尋作者寫作視角,思考新的寫作思路,讓自己沈浸、思索,提高自身創造力。

原來我用筆做讀書筆記,現在則做電子讀書筆記,讀書的速度快多了,兩天讀一本書不是難事,每本書還至少能留下6000多字的電子筆記。近幾年的讀書一覽表是:

2013年,169本,5054.94萬字;

2014年,139本,3346.74萬字;

2015年,198本,5160.90萬字;

2016年,108本,2602.08萬字。

這樣的數字,這樣的記錄,這樣的習慣,貴在堅持。2017年因忙于課題,數量有所下降,但也接近百本書。

說一件有趣的事。2014年春節期間申報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日沒有找到獨特的視角。有天,我突然想起社會學大師韋伯曾說過“身份秩序”,我忙找出《馬克思·韋伯社會學文集》一書進行翻閱,思路一下子打通,很快就將申請書寫好。當年我所申報的《身份秩序視阈中農民工的尊嚴訴求與社會政策的構建》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是該範圍題唯一一個中標課題。

積累是學習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事情,沒有積累,也就難以産生聯想。思維的海闊天空,必須建立在學識紮實的基礎之上。

“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于峻嶺乎”。甲子已過,在茫茫學術世界裏,我收獲甚多。展望未來,我願不負初心,奉獻平生所知所學。


(本文原载湖南省社科联组织编纂、宋智富主编《名家故事: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忆事 第3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初稿撰写: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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