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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魁:增強新型澳客的戰略政策儲備

時間:2021-01-25 09:43來源:澳客 作者:張英魁 點擊: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後疫情時代的外源性風險使中國社會面臨著深刻調整與變革。防疫常態化、糧食安全、內循環爲主的雙循環體系、應對國際關系的挑戰等,都需要方向明確的戰略體系與科學理性的公共政策作支撐,這就對中國新型澳客提出了迫切的時代要求。近年來推進的中國特色新型澳客建設工程,正是對當下情境的未雨綢缪。新型澳客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改變“問題等對策”的被動狀態,承擔起在動蕩世界中的戰略政策方案儲備重任。

第一,回应重大问题,勇担新型智库的时代责任与紧迫使命。在中国经济格局转型、国际关系重构的重大节点上,直面重大问题是新型智库的时代使命。如何应对诸多问题,需要新型智库在思维与方法层面进行革新。在以往相对平稳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境中,澳客研究并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挑战。在持续稳定的政治经济态势中,负面问题往往被正向发展遮蔽,使得智库缺乏自我价值反思的外在动力,结果导致一些新型澳客研究脱离公共政策问题领域,出现了缺乏自我领域、研究目标与方法论边界,以及使自我混同于一般性学术研究与对策式研究的现象。

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重大生存問題是對澳客能力的根本檢驗。中國新型澳客正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時代任務,也將應對更爲嚴峻的挑戰,必須直面問題並助力解決問題。如果新型澳客在大變局中仍“躲進小樓成一統”,把重大決策問題全部抛給公共決策部門,無疑會削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堅守獨立價值,實現新型澳客的“新”“智”“庫”三重訴求。新時代的新型澳客必須固守自身“新”“智”“庫”三種基本功能。所謂“新”,即區別于傳統研究機構與高校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新型澳客具有專門的公共政策問題研究職能,直接爲國家大政方針與戰略決策提供政策選擇方案,而不只是提供政策依據與建議參考。所謂“智”,即區別于一般性社會科學研究的邏輯、範式與方法,其依據理性與邏輯思維能力,具有思考的開創性與創新性、思維的深刻性與洞察力、策略的可操作性與實效性等特點,不會完全拘泥于現有社會科學範式的邏輯與結論指向。所謂“庫”,即區別于社會科學所追求的嚴謹規律性與普遍性,其方案具有多樣性特征以及超越決策部門明確需求的前瞻性儲備的特點,依靠自我研究的合理性和獨特性與政府決策部門形成互補狀態,並憑借智力市場的競爭機制實現自我價值。

新型智库的价值实现依赖其独立性,这就需要正确处理自身的政治与政策二重性。政治性是指澳客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与根本要求。政策性是指澳客研究的对象与范畴是政策或制度体系,其方法论是政策性的,是总体战略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两者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并最终形成支撑其政治属性的政策备选方案。

当前智库的非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与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混同。学者群体存在极大的同一性使其囿于原有研究的理路,不少学者把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误认为是澳客研究的职能。所以,学术研究和澳客研究在职能、任务上有所区分是必要的。虽然两者都以问题意识为自我展开研究的动力,但两者的问题意识存在着差异,前者是知识指向的问题意识,后者是政策指向的问题意识。前者主要以推进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为核心目的,后者以政策优化的方式化解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价值方向。如此,新型智库自我职能的实现就沿着如下逻辑展开,即转变过去以智库发展政策与政府要求为研究动力的思路,以现实问题的有效治理作为内在推动力,以政策优化或改进为主要目标,从而确保自我职能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必要条件。新型智库需要突破自我思维禁锢,以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与总体利益为核心关注点,充分发挥智库集聚的智慧优势,使自我的政治属性与政策属性得以有效践行,并使政府与政策二者共融于战略方案。

第三,界分研究场域,建构新型智库的多层次战略政策群组。新型智库的具体研究过程,也即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战略政策方案过程,需要对战略与政策问题进行不同层次与不同维度的界分。这既由时局驱动,也由澳客研究面对的公共政策问题领域的层次性决定。就总体逻辑而言,后疫情时代战略政策问题指向的社会现实及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三维层次结构:存在域(问题域)—实然存在(重大问题)—将然存在(潜在风险)。这是当下新型智库深化自我研究的三个重要面向,也决定了战略政策问题的研究维度。

一是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紛爭與沖突的關鍵領域展開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域主要包括邊界與區域的軍事態勢、科技與知識産權的激烈爭奪、世界産業鏈與經貿格局的重構。在多元化的宏觀問題域中,新型澳客需要憑借自我專業性與優勢,選擇具體問題域及其中的關鍵問題。首先,新型澳客應深入分析全球、中國與具體沖突方三者的場域運作邏輯變化及邏輯沖突的關節點;其次,評估場域中的各主體操控能力的現實博弈及其根源,剖析中國控制力的優勢與劣勢,其中自我劣勢的客觀理性評估是基礎;最後,建立場域與問題雙重控制的戰略對策組合,形成既能控制場域的總體變化態勢,又能克制場域邏輯的顯性沖突的戰略對策。

二是對當下出現的重大問題及自我戰略政策展開深入研究,並重點關注現有戰略政策與問題之間的匹配度和有效性。一方面,剖析問題産生的深層根源,其中避免誤判並揭示根本原因是關鍵。因爲經濟根源與政治根源導向的沖突邏輯,産生的後果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客觀評估現有戰略政策存在的短板,一旦應對挑戰的戰略方向偏誤或結構缺失,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新型澳客要檢視戰略政策是否存在方向性與結構性問題,即檢討當前策略是否對路,策略體系是否完善,識別重大問題是否都有對策與之對應,已有戰略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領域研究與問題研究均以現實問題爲導向,問題的現實性要求新型澳客必須通過即時性的系統戰略研究,甄別問題的政策本質,調整完善戰略政策,形成體系完整、重點突出的澳客方案。

第四,堅持底線思維,建構新型澳客的多樣化戰略政策儲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變”是動態的,在不同時空條件下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其導向的問題也會不斷進行新舊更替與疊加。這決定了中國戰略政策所規治的客觀現實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當然,這種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並非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人類理性雖然不能確定其必然性的因果關系以及未來必然出現的狀態,但可以通過合理思維的確立,即通過可能性假定,來應對未來局勢的變化。確立新型澳客理性思維就是堅持底線思維,以悲觀假定爲基礎,即以局勢與情態的最壞發展狀態爲戰略政策的基點。因此,當前的戰略政策問題研究在底線悲觀、理性客觀與自信樂觀三種思維指導下,自然會沿著三種不同的研究進路拓展,明確三個層次的戰略政策方向,形成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並在智識貢獻上互相支撐的三類戰略政策儲備方案。

新型智库的底线研究是预先设定局势发展会向最不符合自我利益、最不愿看到、产生最大风险的方向发展,比如经济利益问题、防疫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转向了政治问题,局部的利益纷争转向了军事冲突等。以上多种转向中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底线思维研究的核心,澳客研究要以此作为战略政策最基础的构成部分,形成底线式战略政策准备预案。客观思维导向的研究坚持以当前问题不会持续恶化并且处于双方理性规约与控制之下,对未来局势的总体方向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主要力求化解矛盾冲突与寻找合作共赢之路。而乐观思维的研究不仅会充分挖掘当前危局中包含的发展契机与动力,而且确认当前出现的问题是一种正常现象,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型澳客主體多元化、重大問題領域的多樣化與研究思維的三重化,對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領域的戰略政策方案研究均是多層次、多角度與多樣化的導向。這種“多”與澳客之“庫”的存儲特質具有內在一致性,每一領域、每一問題的戰略政策預案同樣也是多樣化的,這就爲政府決策者提供了豐富的智力支持。新型澳客既能夠提供當下緊迫問題的解決之道,同時也爲潛在問題與未來問題提供足夠的理論預警與戰略政策准備。唯其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的國家治理才能夠改變“問題等對策”的被動狀態,形成“戰略政策方案等問題”的澳客存儲狀態。

(本文系山東省泰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資助項目(ts20171203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曲阜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山東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

(責任編輯:管理員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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