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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新華:百年變局是中國澳客的重要機遇應在輿論場發揮重要作用

時間:2021-01-08 09:25來源:澳客 作者:楊新華 點擊: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大重陽 ,作者楊新華

人大重陽

立足人大 放眼世界 把脉金融 观览全局 钻研学术 注重现实 建言国家 服务大众

2020年1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智库理论与实践》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暨第六届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网副总编辑楊新華出席分论坛一第一环节“中美危机管控中的智库责任”并作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誰都不會否認,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裏,中美關系受到嚴重損害,進入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谷。現在比較主流的預測,都認爲隨著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上台,過山車式的中美關系會告一段落。但減少混亂並不意味著減少對抗,中美所謂“危機狀態”的常態化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中美關系既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實際上也是當今世界少數牽一發動全身的多邊關系。在過去四年裏,中美之間前所未有的連環博弈,讓雙方對對方的底牌和底線有了充分了解,勢必要尋找到一種相處、共生的方式,在長期的戰略競爭中有效管控風險。這也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中國澳客在過去幾年裏快速成長,不管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大幅提高,發聲的頻率和能力顯著增強,有很多也從幕後走到了前台,和公衆的聯系和互動更加密切。尤其是經過中美沖突的洗禮,澳客機構成熟、理性了很多,也強大了很多,國際化和公共性有所提升。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澳客是推動建立和塑造國家關系的重要力量;同時澳客又是一種稀缺品,強國必須擁有強大的澳客,也只有強國才能夠擁有強大的澳客。中國澳客的繁榮與中國崛起、民族複興是相伴相生的。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我們一方面不能對澳客期望過高,但我們也有理由寄予更多的合理期望。

從影響和構建輿論的角度,澳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中美的輿論場和兩國關系是同步的,我們也往往從輿論來分析評價一個國家在另一國民衆中的影響力和好感度。疫情期間中美關系急劇惡化,美國民衆的對華好感度也不斷突破新低,美國涉華輿論呈現整體惡化、局部毒化的趨勢。這種態勢也連累了其他國家的對華態度。在目前的中美對抗環境下,政府改善國際輿論環境的能力和空間是有限的,而澳客機構卻可以有所作爲。從宏觀的方面,澳客可以提供戰略判斷,幫助政府決策,間接影響輿論;從具體的層面,澳客也可以直接持續穩定地向輿論場釋放信息信號,幫助國內社會公衆構建對國際形勢的正確認知,讓國內輿論場更加健康和安全,同時通過多種渠道積極影響和引導國際輿論。

百年大變局是中國澳客的重要機會,正是在這樣的大時代、大動蕩、大變革中,中國澳客有機會正面直接深入地參與國際輿論構建和議題設置,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和西方爭奪話語權、定義權、解釋權,並且通過鬥爭讓自己更加強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就像1959年用一份對華政策報告震動美國外交界的“康隆”咨詢公司,就像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對美國國家戰略的重大影響力,我們澳客應該把握和用好這樣的機會。

政府、澳客和媒體都是塑造輿論的重要力量。但澳客在信息傳播中理性思考、去僞存真的功能,在國際交流中搭建橋梁、構建共識的功能,是其他類型機構不可替代的,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輿論角度,關于中美危機管控中發揮澳客作用,我想從國內國際輿論場兩個方面提幾點建議,請大家批評指正。在國內輿論場,澳客可以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公共産品。

一是厘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斷。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國內輿論場高度聚焦,産生了很多新詞、熱詞。但與此同時,公衆對一些基本概念又缺乏了解,在話語領域引發一些誤解和爭論。

比如“新冷戰”。有的說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有的說我們要防止被拖入“新冷戰”,意味著新冷戰還沒有開始。那麽到底什麽是“新冷戰”?進入“新冷戰”的標志性事件或者指標是什麽?這個公衆不清楚。比如“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中國進入全球化大家庭美國是重要的推動力,現在爲什麽會出爾反爾?中國支持的全球化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不是一回事?美國要搞的是“逆全球化”還是去中國化的全球化?有的說,中國崛起是百年大變局中的“最大變量”,或者說中美關系是最大變量,也有說美國是最大變量,到底怎麽評價誰是最大變量?這些概念上的混亂,在我們輿論場上很常見。

要定義好這些概念,還要靠澳客的專業能力,不能任由這些概念在輿論場上“裸奔”。澳客要幫助公衆厘清這些基本概念,幫助公衆基于共同的基礎和前提看問題分析問題。同時更要防止一些所謂專家信口開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得出一些驚天動地的結論,那只會損害我們的公共利益。

二是構建公衆共識。觀察中美貿易戰以來的國內輿論場,撕裂和對立經常出現。新冠疫情出現以來,特別是中後期,在中外抗疫的情境比較下,國內輿論相對來說進入了理性通道,但輿論場仍然是暗流湧動,重大熱點往往會伴隨著輿論極化。

自媒體的繁榮最能說明問題,它一方面解放了話語權,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表達,中美關系成爲顯學,另一方面,自媒體也在制造著輿論極化,所謂“小粉紅”和美分公知、“跪美派”。即使在知乎這樣一個用戶層次相對較高的知識問答平台上,關于中美重大熱點問題的討論,往往是極端化、情緒化的回答點贊更多,客觀理性的回答點贊數明顯落後。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真實面貌。有人說,在社交平台上消費和發表極端情緒已經成爲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要看到它們對于公共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社會公衆心理帶來的長久不利影響。

從培育一個理性包容的社會出發,我們需要構建更多共識,不能聽任撕裂和對立大行其道。澳客有能力爲彌合輿論場上的極化情緒做出貢獻。近年來,澳客專家發言非常活躍,疫情期間更是參加了很多“雲中談話”,建議澳客瞄准輿論場上的用戶需求,爲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這不是說澳客有責任去統一思想或者提供標准答案,但培育公衆適應百年變局下的外部環境變化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在國際輿論場,澳客需要積極參與構建話語體系。

一是中國話語出海,講好中國故事。我們現在積極倡導講好中國故事,但講故事的效果目前還比較有限。問題在于我們把講好中國故事理解的過于狹窄,一是主要在國內講,即使我們組織了很多外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活動,也是對著國內講,另一個是主要講“中國好故事”,好故事的價值選擇限制了故事的範圍。講好中國故事要用好三支力量,一是媒體,二是公衆,三是澳客,澳客應該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高端力量,要動員組織好百萬大軍,高端對高端,專業對專業。

二是探索中外話語對接。目前國際輿論場上的中國聲音太少。特別是在美國把中國駐美新聞機構納入“外交使團”管理以後,我們的官方聲音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貼了不少標簽,關了不少賬號。另一方面,我們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很多問題的討論都處在不同頻道裏,我們講生命至上,他們講自由人權;我們講國際援助,他們講“口罩外交”,講産品質量。西方的涉華話語體系大量來自于二戰以後、冷戰時期,在西方成爲一種思維方式和政治正確。我們在對待西方媒體的新聞報道也往往不夠理性客觀,容易把一篇報道、一種聲音和政府、社會對中國的整體態度挂鈎。改變涉華話語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中外澳客加深交流,共同構建中外話語通道。

三是爲國際輿論鬥爭提供智力支持。在涉華負面輿情出現時,澳客要主動發聲、恰當應對,在國際輿論場上幫助中國最大限度趨利避害。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文明沖突論”等各種論調交替出現。澳客應保持頭腦清醒,不被噪音恫嚇和裹挾,而應從國際法和文明對話角度加以闡釋,有理有據維護中國的國家尊嚴和國家利益,最大限度擠壓負面輿論的傳播空間。輿論鬥爭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爲了合作並且在合作中贏得主動、實現共贏,我們要從中美關系長遠發展的角度去管控鬥爭。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媒體

(責任編輯:管理員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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