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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玉梅:新型教育澳客的組織形態和研究路徑

時間:2019-12-09 10:47來源:澳客 作者:韩玉梅 宋乃庆 點擊:

作者简介:韩玉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讲师;宋乃庆,西南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新型教育智库是教育智库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及新型智库建设战略相结合的概念演绎,服务于新时代重大教育战略决策与问题解决,蕴含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智库作出的新定位。新型教育智库必须依据时代使命的变更加快促进内部科研组织形态和学术研究路径的转型来实现其符合当前时代功能定位的外部价值属性。依据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模型,新型教育智库可以分为“理论指导—政策设计”关系模式下的持久稳固型、“价值导向—政策决策”关系模式下的定期契约型和“问题解决—政策实施”关系模式下的短期协作型三种科研组织形态。新时代下,新型教育澳客研究应采取由传统学术场域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空间路径转向,由理性思辨为主向科学实证为主的技术路径转向,以及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知识生成路径转向。

关 键 词:新型教育智库 智库建设 组织形态 研究路径

基金項目:本文系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重點課題“新型教育澳客建設測評指標體系構建研究”(課題批准號:2019-06-002-BZPK02)的研究成果。

從傳統澳客到新型澳客、從傳統教育科研機構到新型教育澳客的角色定位轉型蘊含著重要的時代使命和制度性變革。2014年以來,關于新型教育澳客的研究逐漸增多。學者們帶著新視野深入反思和闡釋新階段下新型教育澳客建設的本質特征和功能定位[1],調查分析教育澳客的現狀與問題[2],借鑒國際先進經驗[3],探討轉型戰略下新型教育澳客的體制機制改革[4]、發展路徑[5]和評估機制建設[6],對于宏觀把握新型教育澳客建設的發展方向和路徑策略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學者們大多認同,教育科學研究作爲新型教育澳客的基本職責與立足之本必須實現根本性的轉型來應對教育澳客的新要求。[7]本文聚焦新型教育澳客建設中的科研轉型,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剖析新型教育澳客的意蘊範疇延伸、科研組織形態重構與學術研究路徑轉向,旨在促進新型教育澳客科研方式轉型的實現和落地。

一、新型教育澳客的基本內涵和時代意蘊

(一)澳客的基本內涵

澳客概念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至今中外學者對其內涵界定不一。[8]總體來看,學者們主要從內外兩個向度對澳客內涵進行闡述。一是遵循“組織結構—運行規則—作用機理”的邏輯線路對其進行內在向度的诠釋,二是側重“角色—職責—功能”的邏輯思路對其進行外在向度的闡釋。二者辯證統一,形成了由內部客觀屬性和外部價值屬性構成的澳客概念體系。

澳客的內部客觀屬性主要體現在其組織結構、運行規則和作用機理等方面。首先,從組織結構屬性來看,鮑爾(Ball,S.)認爲,澳客是新型政策場域下運行的政策集合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既存在于又超越于傳統政策制定的場所和過程。[9]麥德韋茲(Medvetz,T.)從精英理論視角分析認爲,澳客是由跨學科領域的精英組成的,專門服務和影響國家重大決策的國之重器;此外,依據布迪厄(Bourdieu,P.)的“社會空間”與“權力場域”概念,麥德韋茲還將澳客解釋爲一種由政治場域、學術場域、媒體場域、市場經濟場域交彙而成的交叉性、整合性社會空間結構和邊際組織,它既具有獨立性,又保持著與其四個母體場域的聯結。[10]其次,從運行規則來看,鮑爾認爲,澳客通過與其他關鍵推動者(如政府部門、專家顧問、專業機構等)一起協同運作促進政策的合法化實現。[11]麥德韋茲從多元論者視角分析提出,澳客和衆多其他影響決策的社會團體一起,通過各自的資源、策略和目標持續互動,競相對決策産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他還從制度論視角分析認爲,澳客立足于一定的結構環境中,其行爲受到特定運行規則和規範的約束,必須服從組織安排和程序規約。[12]再次,從作用機理來看,澳客攜帶著四個母體場域的基因,集合母體場域制度資源和資本形式,通過持續性、動態性地與其母體場域間的分離與交融、張力與博弈生成具有跨學科屬性的知識,並將其轉化爲應用型的政策建議等智力資源作用于決策過程。

澳客的外部價值屬性主要體現在澳客機構及其成果滿足國家和社會重大戰略決策和改革發展需求的責任與功能價值方面。有學者從現代治理理論等視角提出,澳客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必要環節,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推手。[13]有學者指出,澳客爲政府部門公共決策提供研究、咨詢與服務,並通過宣傳來影響民衆,具有專業性、獨立性、應用性、公益性、聯接性五大特征。[14]有學者認爲,澳客旨在爲相關決策部門在處理各個領域重大戰略問題時出謀劃策,提供理論、思路、策略、方法等方面的支持,是在決策中發揮參謀作用,影響政府和相關部門決策,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15]有學者提出,澳客作爲相對穩定且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是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種制度和組織安排,發揮著搶占思想高地、提高決策質量、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功能。[16]還有學者提出,在政策市場中,澳客是産品生産者和供給者之一,思想、策略、政策研究成果等智力資源是其核心産品,政府是這些知識産品的需求者和消費者,澳客生産的産品必須滿足政府消費者的需求和要求。[17]這一隱喻反映出,産品質量本身是澳客的內部客觀屬性,而政府對産品需求的滿足度則是澳客的外部價值體現。可以說,以智力資源服務和影響重大戰略決策是澳客的根本旨趣。

澳客的內部客觀屬性和外部價值屬性是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了澳客的完整內涵架構。簡言之,澳客以政策研究咨詢和智力資源供給爲核心業務,是由跨領域、跨學科專業精英組成的社會空間結構,是依托政治、學術、媒體等多場域交彙而成的邊際組織,是以資源整合的運行規則、通過特定組織形式和研究路徑從事跨學科知識生産和決策轉化的專業組織機構,其核心功能是爲國家重大決策的制定執行與評估及重大現實問題的破解提供咨詢服務和智力支撐,致力于推動國家理政現代化、提升國家軟實力、促進社會發展和公共利益實現、增強政策研究複合型專業人才培養。

在這一架構中,政策研究和智力資源處在澳客的中心地位,政策研究是智力資源的存在形式和生成渠道,科研組織形態和學術研究路徑是影響智力資源質量的關鍵要素,內外屬性圈層合力制約政策研究和智力資源的供給質量與輸出效率。澳客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決策的外部價值屬性決定了其具有鮮明的應時而變的發展驅動力和內在要求。外部價值屬性的具體內涵隨著時代演進和形勢變遷而不斷革新,相應的,澳客內部客觀屬性應隨之開展制度性變革才能適應外部價值屬性的更叠和實現,這是澳客發展曆史與邏輯一致性的必然要求。


(二)新型教育澳客的時代意蘊

作爲澳客的衍生概念和重要類別,教育澳客通過教育科學研究來服務和影響教育領域重大戰略問題的破解和教育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18]新型教育澳客服務于新時代重大教育戰略決策與問題解決,蘊含著近年來我國政府對教育澳客作出的新定位,強調其根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土壤中,在全球化新時代、信息網絡和融媒體時代、教育事業發展新時代下超越傳統教育澳客的新意蘊。

第一,在内部客观属性层面,新型教育智库的时代意蕴主要体现在制度安排之新、运行规则之新和作用机理之新。制度安排之新体现在政府教育部门与教育智库在共同协商基础上,逐步完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规范,探索和确立教育智库的咨询服务供给体系和参与治理模式,提升教育智库的政策话语权和公共影响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共赢的成果转化与采纳机制、智库质量和贡献度评估机制、问责和激励机制等。运行规则之新在于强化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整合统筹与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打破政府教育决策部门自上而下征询智力支持的单向路径,加强自下而上地将地方政策落实以及地方学校自主改革的经验与问题向上建言与反馈,形成政策制定部门与智库机构之间互动循环的双向运行机制。作用机理之新,即知识生产机制的突破创新,具体体现在教育澳客研究路径和方法维度之新,不仅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专家的专业化智慧经验与能力,同时更加注重扎根实践的大规模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注重专题教育数据库、信息共享平台、政策模拟仿真实验平台等的建设,强调对客观事实、数据等科学证据的采集和系统分析,鼓励“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等元素的融合创新。

第二,在外部價值屬性層面,新型教育澳客的時代意蘊主要體現在功能定位之新。在延續其“爲推進新時代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智力支持”[19]的核心功能基礎上,分別在功能的時空維度和作用對象維度有所延伸和拓展。在時間維度,不僅要在教育決策制定生成前提供論證研判和智力支持,還要在政策執行中、政策實施後提供科學評估、問題診斷和決策改進的支持,搭建全過程、全方位咨政服務體系。在空間維度,在服務于國家重大教育戰略決策的基礎上,向上拓寬國際視野,以全球思維參與國際教育議題的對話,推進中國特色教育立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傳播和引領國內外教育輿論;[20]向下延伸至地方政府決策的貫徹與落實及基層學校一線教育問題的治理,承擔助力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雙重職責。在服務對象維度,不僅可以作國家教育決策者的智囊團,還可以作基層一線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公衆的專業代言人和傳聲筒,作聯結各個層級、不同教育利益相關者的橋梁和紐帶,開放性地多方服務政府與社會公共利益訴求。

二、新型教育澳客的科研組織形態

科研組織形態解釋和影響澳客的作用機制模式和智力資源供給模式。政策研究與政策過程之間的關系原理從根本上影響著澳客的科研組織形態。

(一)澳客、政策研究與政策過程的關系

政策研究是澳客建設的主體內容,其根本目標是爲政策全過程提供決策參考。國內外學者有關政策過程的階段論有多種說法,其中,胡戈韋弗(Hoogerwerf,A.)提出了具有概括性和通適性的政策過程三階段論,即政策設計、政策決策和政策實施三階段。[21]維斯(Weiss,C.)總結了政策研究對政策過程發揮的三種作用類型:理論指導、價值導向和問題解決。[22]結合胡戈韋弗的政策過程階段論和維斯的政策研究作用類型觀,克萊姆皮偌(Klemperer,A.)建構了一個簡易理論模型來呈現政策過程在不同階段與政策研究之間發生的關系。

這一模型中,在政策設計階段,政策研究主要發揮理論和實證層面的指導功能。當處于這一階段時,政策制定者往往對現實問題把握不清,需要系統紮實的學理性支撐以及科學客觀的調查研究依據,來協助其對問題的診斷、概念的定位、方向路徑的宏觀把握及政策方案的頂層設計,科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能夠爲政策的設計與規劃提供最爲基礎和必要的理論支撐和科學指導。在決策階段,政策研究主要發揮價值導向功能。當政策制定者完成政策設計後,需要依據自身的價值定位來抉擇適切的政策方案以鞏固其政策目標和價值理念的合法化實現。因此在這一環節,符合和支持其政策價值觀的科學研究結論與政策方案更易于被采納,發揮鞏固價值導向的功用。最後,在政策實施階段,政策研究用于評估和反饋政策的效果、發現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具體問題,並依據理論探究和調查取證提供可用于問題解決的具體改進策略和優化路徑。進而,克萊姆皮偌從輸入和輸出兩大維度建立指標體系對政策研究與政策過程間上述三類作用關系的運行機理進行具體剖析。

这一模型是对政策研究和政策过程二者间错综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简化概括,这种具象化的分解诠释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智库科研工作的本质,以及智库科研成果服务政策决策的多样化方式和运行规则。然而现实中,政策研究与制定间的关系并非单一的、线性的,不同政策过程阶段、不同澳客研究的作用类别间可能存在更为错综复杂的交织与互动,且二者的作用关系中存在着更加多元的因素和力量,如政策利益相关者和政策环境等[25],共同影响政策的最终形成,而这些都是模型中所刻意忽略和控制的。尽管如此,这一关系模型为智库的科研组织形态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二)新型教育澳客的科研組織形態

依據上述政策研究與政策過程之間的邏輯關系模型可以推導出新型教育澳客的三種科研組織形態。

一是“理論指導—政策設計”關系模式下的持久穩固型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往往發生于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目標的設定與方案設計籌備階段,目的在于爲政策設計提供背景信息、學理依據和理論指導。教育澳客學者圍繞特定重大戰略決策和前沿教育問題開展持續性的、適度超前的、引領性和儲備性的學術理論探索和實證調查研究,爲政策設計提供長線的、累積性的指導與智力支持。政策設計是錯綜複雜的長期過程,任何參與教育政策設計的主體其智識都是相對的、有限的。澳客專家的專業性及其在教育及其他特定領域的長期鑽研和成果積累可以較大程度上爲政策設計拓寬理論視野、確保政策設計的理性邊界。這類基礎理論研究往往具有鮮明的前瞻意識、問題意識、實踐取向,善于把握相關政策和問題的趨勢性發展。盡管一些宏偉敘事的理論研究成果未必能夠短期內直接轉化爲決策,但其奠定的理論根基間接影響和貢獻于相關教育政策設計的合法化和合理化實現,具有較強的、持久穩定的累積效應。

二是“价值导向—政策决策”关系模式下的定期契约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往往发生于对多种政策方案的论证评估阶段,服务于特定政策方案的抉择与决策。智库学者往往通过先设的招标项目或委托项目的形式为特定教育政策决策方案的学理基础、价值导向和科学化水平提供支撑性论证和综合研判依据,并提供可供选择的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合理化战略谋划。在这种形态下,政策决策者征询符合其价值导向和政策目标的澳客研究成果并予以即时采纳。

三是“問題解決—政策實施”關系模式下的短期協作型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常發生于政策執行與實施及其成效評估階段,服務于政策執行中的具體問題與障礙診斷和破解,及執行成效的形成性和終結性評估。這一組織形態下,政府部門往往針對教育政策實施的具體實際問題和偶發性、概率性事件,以及政策執行偏誤和不同時點的成效評估需求而設專項,委托跨學科研究團隊趕赴現場進行深入的實地調查、采集數據和取證、基于數據分析進行問題診斷與評估,並力求高效率地提供評估診斷報告和問題解決方案。在這種形態中,政府部門往往與澳客等第三方評估機構以跨部門協同合作的模式簽訂一定期限和周期的協議,開展深入的針對性的實地調查研究,力圖以多元視角和客觀、中立、科學的立場在短期內或以年度報告形式取得具有高度應用價值的評估診斷報告和政策改進建議。[26]高質量、參考價值高、操作性強的成果往往具有較高的被采納概率。

上述三种组织形态并非固定僵化、非此即彼的,有时会相互交叠或转化。澳客研究的组织形态应遵循“淡化形式、注重实质”[27]的原则,以研究问题本身为中心选择适宜的组织形态开展研究。在新时代政策场域下,新型教育澳客研究的组织形态更开放多元,与其他关键政策推动者如教育一线工作者、媒体、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联动协作助推重大教育决策的生成,助推教育改革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后涌现的“智库+”理念催生出“智库+学校”“智库+媒体”“智库+行业”“智库+社会”等协同创新与合作联盟形式,是突破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间封闭的二元关系,走向多元联动与开放共享澳客研究模式的新转向和新趋势,是新型教育智库组织形态的新特征和时代标识[28],为推进教育智库与跨部门跨场域的资源整合与协作、深化教育智库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研究体制改革、健全成果应用转化机制等提供重要启示。

三、新型教育澳客建設的學術研究路徑

学术研究路径是影响智库知识生成效率和决策转化效能的重要环节。澳客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质量及其影响力是衡量智库质量的核心评判指标之一。[29]客观专业的,有针对性、前瞻性、储备性的高质量教育政策研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智库的立命之本,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媒介。实际上,教育决策质量的评判标准也从目标层规定了教育澳客研究的内在质量要求和研究路径向度。有学者指出,好的科学的教育决策必须建立在客观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必须是基于多种解决方式深度比较和分析的优选。[30]有学者强调,好的决策必须建基于深度的基础研究,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必须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并采集各利益相关者的真实声音。[31]这些观点从目标终端对新型教育智库科研质量标准及实现这一标准的研究路径提出了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新型教育澳客研究应采取由传统学术场域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空间路径转向,由理性思辨为主向科学实证为主的技术路径转向,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知识生成路径转向。

(一)空間路徑:由傳統學術場域走向實踐問題場域

新型教育智库须突破以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为目的的知识性学术研究传统,转向以解决现实问题和服务决策为依归的实践性学术研究路径。[32]首先,新型教育智库服务重大教育决策和教育热点问题的外部价值属性决定了教育智库要立足于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决策需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通过研究指导、改进决策,最终回归实践中解决教育问题。[33]其次,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探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取向的、建构主义倾向的实践性智力活动,要求研究者深入教育实践情境中探究政策过程中复杂的现实问题及其根源。再次,实践问题场域是积埋现实问题、蕴藏群众智慧、富含草根性和原创性策略的场域[34],可以为教育澳客研究提供难以从纯粹学术场域获取的朴素智力资源和关键信息,提升教育澳客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应用效能。可以说,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在科研路径转型中必须从纯粹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和学科范式的桎梏中转换到实践问题的立场,在基层一线扎根田野,拓展实践性政策研究的视角,回应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决策需求,反映和剖析政策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力博弈,并力图从中汲取智慧,探寻破解冲突与问题的理性对策。

在新型教育澳客建設進程中,多種類型的教育研究機構和研究專家個體面臨由學術取向向實踐取向轉型的挑戰和壓力。尤其是高校教育澳客機構中衆多長期從事理論性學術研究的專家學者較爲缺乏對政策實踐場域中行爲主體間複雜關系及其影響因素的全面深刻理解。新型教育澳客建設的戰略任務要求學者們在承擔“學術責任”的同時,加強“政治責任”[35]的擔當和咨政研究成果的産出,要求他們自覺走出純粹學術場域的舒適圈,打破封閉孤立的空間,將自身的學術研究價值取向、內容和方法指向問題探究和解決,爲政策實踐中利益相關主體間的溝通交流和合作創造條件。[36]由學術場域走向實踐問題場域的直接目的在于親身浸透到複雜的問題中來,從研究者轉換成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角色,聆聽來自基層一線工作者和不同利益相關民衆的真實聲音,采集大量事實與數據,挖掘有價值的實踐案例和草根策略,這既可以增強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切實效用,又有助于促成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的聯姻,進一步檢驗和提升教育對策的理性水平。

(二)技術路徑:由理性思辨爲主走向科學實證爲主

新型教育智库的主攻方向是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应形成规范的教育政策研究步骤与程序,采取科学系统而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学者系统分析了质性为主的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内容与步骤方法[37],而定量的、实证的、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分析也是新型教育智库科研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38]实证研究是西方教育研究的主流,是其澳客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思维方式。[39]因此,加强科学实证为主的研究路径转型是以全球思维促进中国教育智库学者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展开深入对话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总结了实证研究的四大基本特征,即客观、量化、有定论、可验证性。[40]同样的,高质量科学化教育政策也必须具有客观的立场,以确凿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具有明确精准的指示和规划,能够在政策所面向的全国或地方贯彻落实和推广。可以说,实证研究的特征与教育决策科学化的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实证研究是新型教育智库推动教育决策科学化所应采取的最为契合的研究路径。[41]

具體而言,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專業化教育政策分析和新型教育澳客建設中發揮著不同的功用。第一,量化研究可以爲教育決策提供更爲科學、客觀、便捷、高效、可靠的依據,是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支撐和技術利器。基于量化的教育政策分析往往采用隨機實驗和准實驗等方法及數學建模等手段,通過大規模長期追蹤調查研究或教育統計數據庫來采集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定量刻畫和描述教育政策問題與現象,剖析問題背後的成因,評估教育政策幹預效能,依據研究發現的科學客觀證據進行行政問責和政策改善。第二,質化研究通過更爲深入、個性化、人文性的研究手段,基于對質性材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分析,對教育政策的效用價值、問題現象根源、多元參與主體立場提供具有建構主義取向的闡釋和深描。在教育決策的設計、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著無數特殊的、個案的、具體情境下的現象與問題,有待以觀察、深度訪談、敘事或行動研究等方法得到深度調查,一線利益相關者的真實聲音與訴求有待被聆聽、采集和尊重。質化研究的有效應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教育政策研究放置于具體實踐情境中進行深度檢驗,促進教育政策研究從執行轉向行動,推動教育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進程。

近年来,教育实证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新型智库建设战略和教育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鼓励和支持为推动实证研究的范式转向提供了利好的环境,但基于量化的和质化的教育政策分析技术方法及其操作程序规范还有待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实践。此外,在加强教育澳客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要避免纯粹的专业化和技术理性[42],应采用更具普适性、通约性的、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体系去转化和呈现研究结果。

(三)知識生成路徑:由單一學科走向跨學科研究範式

新型教育智库自身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实现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知识生成体系的结构和模式变革。跨学科研究与新型教育智库有着一致的旨趣。第一,跨学科研究秉持着多维的世界观,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打破传统单一学科的界限,融合多学科视角重新审视事物的本质,尤其适合于针对错综复杂的、多维的、非线性模式问题的检视。新型教育智库以重大教育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问题往往是高度复杂的,难以通过单一的教育学视角来认知和解读,跨学科视角为其提供了最为适切和必要的路径。第二,跨学科研究强调从不同的学科中汲取各自的方法论要素,进行动态的针对具体问题和背景的融合与建构,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方法论。[43]教育政策研究涉及教育学、政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而教育研究方法自身也沿袭和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针对具体问题的新型教育澳客研究也必然要采用跨学科的、融合性的、动态演进的方法,实现对新时代教育难题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跨学科研究注重现实世界中研究者和所关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参与,鼓励学术部门与非学术部门间、相关个体与群体间的深度合作与相互理解,旨在使研究过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真正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功用。新型教育澳客研究同样强调跨学科、跨部门的创新协作,注重教育政策部门与教育机构、受教育群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对话、利益协商与良性互动,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性、针对性和咨询服务功能。

在執行操作層面,具體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和視角的選取從根本上應取決于研究問題的具體屬性和需求。應選取最爲適宜的學科視角與教育學主體視角進行結合,選取最能系統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多元方法進行整合,選取可能涉及的多方利益相關主體視角,尤其是弱勢群體視角,開展深度調查和對話,邀請可能涉及的各個跨領域部門和團體進行合作協商,共同探究由教育學單一學科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和無法實現的研究目標。然而,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在實際操作中絕非易事,如不同學科在價值體系、話語體系、研究範式與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團隊協作、職責分配和關系維護等方面的困難,都爲跨學科研究實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戰,而這種執行難度正是我國新型教育澳客制度建設中所要積極應對和突破的重要屏障。

(感謝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李玲教授對本研究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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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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