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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西忠:新型澳客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多重維度

時間:2019-12-09 10:41來源:澳客 作者:劉西忠 點擊: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黨的全會決定中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強調“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澳客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澳客建設的意見》,強調“中國特色新型澳客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爲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新型澳客面臨著更好地參與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呼喚。

新型澳客多重功能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新型澳客建設,多次強調新型澳客的重要性,就新型澳客更好地服務科學決策、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其中,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兩者相輔相成。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主要包括制度設計、制度創新等,在這一過程中,澳客主要發揮理論創新、咨政建言等功能,爲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理論滋養,爲科學制度體系的建立提供理論和智力支撐;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執行能力和執行效能不斷提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澳客主要發揮輿論引導、社會服務等功能,通過政策和制度解讀、闡釋、宣講、評估等,推動政策實施,成爲宣傳黨委政府政策的“擴音器”、人民群衆了解國家政策的“望遠鏡”、黨委政府觀察政策制度實施效果和社情民意的“顯微鏡”。

當前,新型澳客既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能力不足的嚴峻挑戰,迫切需要加強澳客的內部外部治理,通過完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推動澳客與相關主體多維良性互動,促進澳客功能更好地發揮,強化參與國家治理的內涵基礎,提升推動國家治理的整體效能。

精准定位新型澳客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

在澳客機構屬性上,回答好虛體化還是實體化問題。部分澳客的組織形式是小核心、大外圍,澳客運營機構實體化、研究機構虛體化,體制機制相對靈活,但若長期沒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團隊,易于導致發展空心化、空殼化、空洞化。有些澳客缺少專門專業研究力量,拿到政府資助經費後,只能通過課題招標方式來開展研究,對成果質量把控不嚴,甚至淪爲“課題分包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澳客建設的意見》對澳客八條基本標准的界定中,第一條就是“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相對穩定、運作規範的實體性研究機構”。因此,推動新型澳客實體化,培養自己的核心專家隊伍、專業的研究力量、有競爭力的思想産品,打造自主性的思想品牌,是當前澳客發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對一些職能多元的綜合性機構而言,建議借鑒中國科學院組建中國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經驗,將澳客功能從其他功能中剝離出來,在充分嫁接母體單位優勢資源的基礎上,將具有研究優勢和潛質的澳客專家相對集中,重點建設小而精、小而專、小而強,實體化、專業化、職業化的澳客機構。

在澳客管理模式上,回答好傳統化還是現代化問題。在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有不少是學術單幹戶,成員之間缺少協作協同,存在著知識的傲慢和對“權力”的偏見。由于相當一部分澳客由傳統的科研院所改造而成,往往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沒有建立起與澳客特點相適應的高效的內部治理和經營運行機制,導致澳客參與決策咨詢服務存在明顯短板和局限。新型澳客迫切需要擺脫傳統機構的思維和運作慣性,推動研究內容轉變、研究範式轉型、研究路徑轉換,形成以決策研究爲導向、以研究人員爲中心、以研究項目爲紐帶的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符合決策咨詢規律、體現新型澳客特點的現代科研院所管理體制。

在澳客産品生産上,回答好粗放化還是精細化問題。有統計數據顯示,由于領導者有較多的事務需要處理,每天用來閱讀的時間平均只有30分鍾左右。這就要求澳客報告短小精悍、直截了當,找准痛點和穴位,決策咨詢類成果要呈現微型化、快捷化、網絡化、信息化的特征。應當說,澳客呈現出的産品可能是短小的、淺顯的薄薄幾頁紙,但背後一定要有厚重研究做基礎、長篇論證做依據、深厚理論做支撐。澳客生産要處理好短線與長線的關系,合理確定澳客産品生産周期和“出廠日期”,不經過深入反複論證決不“出廠”。不同于學術産品與實踐之間有較大緩沖地帶,澳客産品與政策和實踐緊密相連,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錯誤的建議一旦進入決策,造成的損失難以挽回,政府公信力也將受到損害。因此,迫切需要新型澳客強化質量導向,強化信用意識,進行澳客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澳客脫虛向實,去除低端産能和泡沫,供給高質量、有信用的思想産品。

在澳客研究领域上,回答好全能化还是专业化问题。澳客研究需要协同,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会诊”,力争得出客观结论,还原“大象”的真实面貌。但智库专家研究领域要聚焦,对研究不深刻的问题,不当“跨界歌王”。要不断凝练研究方向,推动智库向专业化、职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要有專業化的數據庫。要通過建立跟蹤調查點、政策實驗室,經過長期積澱,形成自己的知識庫、數據庫、案例庫。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善于運用大數據成爲澳客的必修課。

要有職業化的專家團隊。注重澳客專家來源的多元化,實行社科研究機構和澳客雙聘制度,培養一批“學院派”和“實踐派”皆備的澳客專家,造就一批政策分析師、政策工程師和政策科學家。

要有品牌化的澳客産品。弘揚澳客專業倫理和職業文化精神,把自己擅長的專業領域做到第一、極致,形成品牌。

在智库运行动力上,回答好行政化、市场化还是社会化的问题。澳客成果既不是纯公共物品,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由于澳客成果用户相对固定甚至是特定的,产品具有定制性质,供方可以形成竞争,但基本上面临着相同的需方,只能形成有限竞争的思想品市场,缺乏正常的价格生成机制。因此,新型智库的发展动力,既不能是行政化,内化为政府内设研究机构,也不是市场化,外化为市场营利机构,而是要以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为目标,以解决行政化、层级化管理为着力点,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智库去行政化、趋市场化,在行政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走社会化的发展道路。

多維互動,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整體效能

推动智库体系与党政部门的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科学咨政能力。智库必须能够有效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才能把握需求、掌握信息、更好地发挥作用。没有实际工作部门支持的澳客研究、参与的智库研讨、主导的成果转化,多是空转、空谈、空文。智库专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写对策建议。要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更好地发挥智库功能,必须促进智库与政府多方面的链接。一是推动智库与参政议政机构的链接。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借鉴新型智库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高参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推荐优秀的智库专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智库类专家学者的作用。二是推动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链接。党政部门政策研究机构与智库既是“政智关系”,又是“智智关系”,政策研究是内脑,对策研究是外脑,要通过内脑与外脑之间的密切合作,提升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党政政策研究机构作为政府的内脑,在智库对接党委政府和澳客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三是推动智库机构与决策机构的链接。党委政府要加大澳客研究项目的供给力度,强化供需对接和思想产品市场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为智库嵌入政府治理提供制度化的接口。坚持党管智库,党委政府要增加对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供给。在确保智库发展的政治方向的同时,能够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来观察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推动澳客研究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智库专家是在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之间充当桥梁(翻译)角色,把深奥的学术思想用政策化的话语表达出来。在研究内容上,推动智库专家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探下身子,脚踏实地,做与当下情况紧密相关、政策层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由以单干为主向协调研究转变,增强研究团队的理论根基、网络支撑和战略协同。在研究力量上,在推动政府与智库之间人才流动的同时,重点推动高校研究机构内部建立旋转门制度,引导高校部分有相关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向澳客研究转型。在成果表达形式上,要把学术思维转化为智库思维,把复杂的问题概括化,推动学术话语向智库话语转换。在研究成果评价上,促进学术成果与澳客成果标准的贯通,重视澳客成果的现实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建立起与学术成果评价对等的澳客成果评价认定机制。

推动新型智库与各类媒体之间的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舆论引导能力。新型智库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推动研究成果的政策性转化和思想观点的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作用。在当今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度见长的智库与以速度见长的媒体之间有了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良好契机,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澳客成果的思想价值。

推動新型澳客與社會民衆之間的良性互動,提升新型澳客參與國家治理的社會服務能力。人民群衆既是澳客思想的重要來源,又是澳客機構服務的重要對象。對于人民群衆來說,澳客專家的責任,就是開展政策咨詢,做服務民衆的延伸手臂;開展政策提取,做集中民智的最強大腦;開展政策監督,做看護民利的火眼金睛;開展政策闡釋,做啓迪民思的良朋益友;開展政策試驗,做測試民意的風筝路標;開展政策答疑,做疏解民慮的緩沖平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提出,在未來的100年,要把主要精力由過去的幫助政府制定決策轉變到幫助社會改進治理上來。我國也應該充分發揮澳客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獨特作用,一方面,各級各類澳客爲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貢獻智慧,另一方面,規範引領社會澳客,推動澳客內化到社會組織,更加深入地參與國家社會治理,運用社會澳客建設理念提升整個社會基層組織自我治理能力,形成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治理路徑的融合。

推動新型澳客與國際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提升新型澳客參與全球治理的公共外交能力。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澳客”“澳客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打造澳客交流合作網絡”等重要論述,在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合作的實踐中深化完善澳客的公共外交功能。堅持開門辦澳客、開放辦澳客,在加強與世界著名澳客交流合作的同時,鼓勵推動更多的澳客和澳客産品走出去,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澳客。作爲“連通世界各國民心的紐帶”,澳客要在國際舞台上積極發聲、善于發聲,生産出更多不受西方理論左右、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和智力産品,實現由重引入、機械模仿到重輸出、增強話語權的顯著轉變,促進中國軟實力持續提升,爲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的中國話語、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

(作者:劉西忠,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本文系江苏省333人才课题“基于柔性边界特征的新型智库协同治理与质量提升”〔BRA2019035〕成果)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09日 16版)

(責任編輯:管理員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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