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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樂:司法如何面對道德

時間:2017-08-29 21:03來源:澳客 作者:方樂 點擊:

一、司法何以如此尴尬?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針對社會急劇轉型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糾紛的重大變化,中國的司法改革作了很多嘗試。可以說,這些嘗試對當代中國法院制度的變革所起到的作用是全方位的。然而遺憾的是,盡管法院系統的這些改革措施不僅使得中國法院逐漸增強了回應社會現代性轉型的能力,而且也重新定位了中國法院的角色,但是伴隨著改革而來的越來越多的“轟動”案件以及由此所暴露出來的有關法院系統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例如“司法腐敗”、“司法不公”、“人情案”等,其結果,不僅社會大衆對中國法院的質疑和問責越來越多,人民群衆對法院的信任度以及法院的滿意度也都隨之降低了,而且法官也越發覺得法院工作壓力大,同時法官的職業榮譽感也逐漸被稀釋。

司法何以如此尴尬?這其中,可能會有“法官”的問題,比如法官適用法律錯誤,法官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也可能會是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原因,比如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法律漏洞;還可能會是司法體制的問題,比如司法保障機制不完善或者缺失。但是,這些問題又都是表面上的。因爲,伴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進行,這些問題都將逐步得到緩解。比如“法官”的素質會伴隨著法學教育的推廣與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而不斷提高;又比如司法制度與體制,應當承認,較之于以往這些年無疑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麽,問題又究竟是出在什麽地方?爲什麽司法改革越改“問題”越多?爲什麽改革越改越讓人(包括法官)不滿意?

問題的症結,在我看來,還是在于我們日常所置身于其中的話語系統與我們所建構起來的司法制度及其實踐之間無法兼容,甚至還存有激烈的沖突。換言之,不容否認,當前中國的司法制度及其改革所依賴的話語系統,是建立在法治話語的基礎之上的,而這套話語系統,又幾乎是外來的。但是我們所身處的日常生活世界,卻是一個脫胎于道德話語系統但卻又並未建立起屬于自身的、獨立的話語系統,一個糾纏在法治話語和道德話語系統之間的話語世界。在這個話語世界裏,我們有關法律的知識盡管已經初步形成,但是這些知識與我們“自用而不自知”的道德知識之間,卻並沒有一個截然的區隔。這其實也就意味著,在我們的思維世界裏,法治/法律與道德之間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脈相承、不可分割的,是“和合”的。因此,在這個視阈裏,道德也是法律,“天理、國法、人情”是統一的。與此同時,我們有關既有道德的堅持,盡管受到“法治”話語和思維方式的滌蕩,卻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有關法治的思考和表達,就都將要在道德話語的延長線上來敘事;與此同時,我們有關司法制度及其運作的評價,也都將放置在道德實踐的意義世界裏來理解。這樣,問題難免就會出現。

這麽說是有一定依據的。因爲當下中國的法治及其問題意識、思維和言說方式,主要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爲其前提預設的。爲此,它們不僅習慣于將案件中的當事人視爲法律上獨立且平等的抽象個體,也即抹掉每個人在現實中的具體而豐富的差異,強調人際關系,而且還會把龐大的社會問題簡化爲某個抽象的法律問題,或者將糾葛在案件背後錯綜複雜的社會關系“裁剪”爲單一的法律關系,或者把繁複的社會現實壓縮成法律事實,抑或者將導致事件發生的各種原因、“來龍去脈”提煉成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這樣,無論是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甚至倫理、道德問題都會被轉化爲法律的問題。當然,這種法治觀念所關照下的司法實踐,解決的是法律的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強調的是“普遍性的解決問題”、“規則之治”。倡導的是對當事人“自由權利”的保護以及審判過程中“正當程序”的堅持。追求“法治”、“人權”、“正義”這些大詞以及這些大詞所隱射的理想社會圖景。與此相反,道德話語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卻不是“抽象的”、“個體化”的,而是“具體的”、是“整體性”的。換言之,它們所期望的司法,不僅要對不同的當事人予以區別對待,強調並正視人與人之間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注重人倫關系,而且要求對與案件有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現實予以整體性的考慮和通盤權衡,主張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整體裏考察事件以及當事人,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而,它所理解的司法公正,即是“不同案件不同處理”,“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這樣,不僅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社會、政治問題都會被轉化爲倫理或道德的問題,而且落實到實踐上,既倡導“整體把握的大局觀”,又要求考慮不同個人的特殊利益和社會公益;既要處理好事實問題(而不僅只是事實的問題),又要協調好“人”的問題;也即要平衡好糾紛裏的“人”與“事”,反對機械辦案,不能“就案辦案”,允許“依法靈活處理”,允許“特事特辦”。那麽,一旦這兩套話語對同一事件的解釋出入特別大時,這兩種司法觀就會對峙起來。這個時候,司法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之間必然也就難以獲得平衡。與此同時,無論法官選擇怎樣的判決結果或者放棄掉哪一方,都將遭到社會的普遍質疑。可見,司法之所以尴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下中國社會裏的文化結構及其話語對峙所造成的。

但這還只是其一。其二,若是放寬視野,將中國的司法放置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這一大背景下來觀察,那麽我們便會發現,司法之所以尴尬,還在于當下中國社會對司法的角色期望與司法自身的角色扮演之間所帶來的巨大落差。換言之,中國精神的品質特征之一,是社會生活的道德化。因此,盡管經曆了數次“變法”,但當下中國司法活動中所用的話語和活動形式,我們依然隨處都可以看到道德化的影響。那麽,在這樣一個泛道德化的司法世界和制度語境裏,當下中國的司法實踐,就不僅僅只是一種法律實踐,還是一種道德實踐;司法就不僅要解決糾紛,而且還要通過司法的運作,傳遞出一些信息,並且這些信息又將指引這個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這種發展不僅僅只是物質或規則的,還更是價值或精神的。這一點在當下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無疑表現得更爲明顯:一方面,作爲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社會大衆都期望司法機關能是一個全能的角色,期望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是一個“清廉”、“自律”、“高大全”的官員形象。因此,他們不僅希望所有的“不平事”或者“冤屈”到了法院都能夠順利地解決掉,而且希望法官能夠爲民做主,主持正義、公道。另一方面,當下的人們,他們又不僅僅只是期望通過司法解決糾紛,化解矛盾,進而建立起人們參與社會生活所必須依循的公共性規則,而且還期望通過這種公共權力的運作,消解掉情感的對抗與情緒的對立,從而統合起不同的價值觀,建構起一個“意義世界”。換言之,人們不僅期望司法要發揮其治理功能,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而且期望它發揮價值整合與價值重建的功能,彌合價值斷裂,整合價值分歧;還希望它發揮精神的建構功能,以便增進我們公共生活的個人尊嚴和群體尊嚴的同時,塑造我們的公民德性,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促成我們的精神信仰。但是遺憾的是,當下中國的司法,不僅無法滿足社會大衆對其所抱有的角色期待,因爲司法是有“限度”的,它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法官也不是機械的、一台自動售貨機,他也會有自己的偏好與善品追求。而且也無法統合社會急劇轉型所帶來的價值分歧和價值多元,進而無法建構起一套全新的價值序列,從而無法整合起價值多元的信仰的世界,無法建構起一個意義的世界。

的確,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認識世界裏,司法機關一直都是“政府機關”,法官也是“政府的人”,因此,脫胎于行政權意義上的、全能主義的“父母官”形象自然而然也就落到了司法機關以及法官的頭上。然而第三,嚴格說來,對于司法機關以及法官的這種角色期待,又不僅只是社會大衆“根深蒂固”的道德認識或者“一廂情願”所導致的,實際上,當下中國的法律人與司法決策者對司法以及法官也同樣有著類似的期望。也就是說,不僅只是社會大衆對司法有著一種道德化或泛道德化的認識,而且法律人或法律制度的決策者對于司法同樣也有著一種道德化的預期。典型的,比如在司法改革中,法律人所描繪的中國司法藍圖實際上不僅僅只是一幅法律圖像,更是一幅溫情脈脈的道德生活畫卷。這樣,中國司法場域裏的這種法律的道德化或泛道德化,就不只是一種客觀現實,也不只是一種主觀建構,而更是一種主客觀相互動、共建構的進程。同樣,對司法的道德期待,就不僅僅只是當事人或社會大衆的一種思維方式,也不只是法律人或司法決策者的一種主觀願望,而是兩者之間角色期待的相互交彙與“共識”。可以說,是法律人或法律制度的決策者“吊足了社會大衆的胃口”,並且又是在這一前提之下,加上中國社會裏既有的道德化或者泛道德化的思維方式,這樣,社會大衆參與司法以及社會公共媒介評述司法,無論是“行動”還是“話語”,都深深地飽含著一股“道德”的味道。而一旦這兩種期望交織在一起,那麽司法實踐就不得不面對這份很高的預期。然而,在當下法律制度所建構出來的司法世界裏,這份預期終究是無法實現的。因此,無論司法做何種選擇,司法決策者、法律人與社會大衆都會感到失望。

怎麽辦?可見,“道德”成了中國新司法或新法治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把這一問題看成是在當下中國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進一步反思,那麽我們就完全有可能會失去對待法治的正確立場;同樣,如果我們不嘗試著總結三十年來的法治建設經驗以及這些經驗與中國人現實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關聯和意義,那麽我們就將可能會忽視掉這一問題,即中國的司法實踐如何在面對日常生活的同時貢獻對于中國公民精神和公民德性的塑造,中國的法治建設又如何在豐富物質生活的同時參與精神生活和信仰世界的重構?

然而,讨论“司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大命题(big topic);而且在当下中国讨论这一问题,又会很容易就被转化为是赞成“德治”还是“法治”、甚至是赞成“法治”还是“人治”的立场的简单表态上来,因而也就会影响到对两者之间关系作有意义的细致分析。这样,恰当立场与方法的选取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本文尝试着以实用主义为立场并辅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以中国司法发展中的若干文本和行动的话语表达为论证基础,分析道德话语以及道德修辞在中国司法的各个过程中所起到的建构作用,进而层层剥开缠绕着道德背后的谜纱,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开关于道德的(about)理论和道德的(of)理论,从而为司法实践面对道德指引一条可能的道路。

二、司法活動的道德話語

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司法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和原則以道德話語爲修辭;其次,司法改革的推動,道德話語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第三,對法官日常司法活動的行爲方式及其選擇的要求,也帶有強烈的道德意味。

以《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的部分表述爲例,從中我們看到,人民法院的改革要“從滿足人民群衆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爲根本,……從人民群衆不滿意的實際問題入手,……進一步解決人民群衆最關心、最期待改進的司法問題”。具體的就是要“健全司法爲民工作機制,著力解決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對不足的矛盾…”;要始終堅持群衆路線,“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必須充分聽取人民群衆意見,充分體現人民的意願,著眼于解決群衆不滿意的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和檢驗,真正做到改革爲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

很顯然,新時期人民司法的各項任務都是緊緊圍繞著“人民”來展開的。確實,“群衆利益無小事”,因此司法機關在想問題、做決策、定措施時,都必須要著眼于維護群衆的利益,要充分運用司法手段妥善處理好與人民群衆生産生活密切相關的案件。與此同時,“執法爲公,一心爲民”的政治意識形態要求,又使得人民司法必須在日常工作中確保“心爲民所系,權爲民所用,利爲民所謀”。除此之外,司法的人民性在強調司法服務于人民的同時,也倡導司法的親和性與便利性。這樣,自然而然的,人民法院的各項改革不僅要切實解決“告狀難”、“申訴難”問題,要進一步克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狀況,方便當事人訴訟,要“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經濟困難交不起訴訟費的群衆,打得起官司”;而且在日常的司法工作中,要“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衆,打得贏官司”。

若是將視野再放寬一些,那麽我們就會看到,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人民司法”到如今的“司法爲民”,盡管各個時期人民司法的主要任務和目標各異,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民司法的群衆路線。換言之,從早期的“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司法大衆化,到今天司法要滿足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法律需求,人民司法始終都是將人民對司法滿不滿意作爲考核或評價其工作的標准。甚至針對人民司法工作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最高法院及全國各級法院內部就曾于1998年廣泛而深入地開展了以“審判工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爲誰服務”和“如何維護司法公正”爲主題的大討論。這麽做,同樣也是因爲“人民群衆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人民群衆也是司法不公的最大受害者”。爲此,司法機關必須“公正司法,一心爲民”;要將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作爲人民法院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始終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作爲衡量司法的主要標准;要把那些“能爲老百姓主持公道的優秀人才選拔到審判工作崗位”,盡量使百姓“安居樂業”,使他們少受罪、少遭孽。

當然,司法人民性話語的邏輯不僅要求司法爲民,而且還強調整體性的對待人民的司法需求。換言之,它不僅要求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時要考慮案件的法律效果問題,分清責任,劃定權限,更要考慮社會效果,要定紛止爭,勝敗皆服,案結事了。這樣,在中國整體性的現實生活和人民群衆的司法需求面前,爲了處理好糾紛,確保一方平安,轉型司法中的中國法官就必須要運用社會綜合治理的司法策略,同時想方設法地進入到當事人的生活場域,設身處地從當事人的立場來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進而盡可能地尊重當事人的態度,體諒其情緒並充分考慮其利益和要求,而非一味地堅持自己的法律或政策立場,一味地堅持嚴格遵循程序或規則辦事。這樣說意在表明,相對于案件的處理結果,訴訟根據、法律規定的法官職責,有關法律的程序規定和實體規定似乎都不是那麽的重要。重要的是把糾紛處理好,結果好,一切都好。除此之外,整體性的司法觀還要求人民司法工作在“爲人民司法”的同時必須“爲大局服務”。這樣,新時期的人民司法工作就不僅要滿足于個體的、具體的人民的司法需求,而且也要服務于整體性的人民的利益需求,要服從“中心工作”。爲此,司法機關就不能“孤立辦案”,要服從全局,服務全局。

可見,司法的人民性不僅夯實了人民群衆路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時也自證了人民司法在倫理與道德上的正當性。換言之,司法人民性話語的背後,實際上存在著一股強有力的政法倫理和政法道德的話語支持,這種政法倫理或政法道德所強調的就是“人民司法爲人民”、“人民法官爲人民”。爲此,作爲人民的司法機關及其人員,在司法爲民時,法院與法官就必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這樣,它必然就會是一個全能主義的角色,一個爲民衣食操心的“父母官”角色。而這,顯然也就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提出了極高的道德要求。

是的,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由此而來的法治建設,“司法改革”便隨之進入了公共討論,進而訴諸公共理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爲了公共話題,回應並引導著社會大衆對于法治的國民想象。當然,這種國民想象又主要是通過話語的描述所建構出來的,而“人民”話語又極爲符合人們對于中國司法的想象:一方面,“人民”這個詞彙的普遍使用,使得其不僅是一種政治修辭,更是一種道德言說。換言之,“人民”話語不僅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而且更具道德色彩。另一方面,在這種“人民”話語所組成的語境,人們實際上也借此來評判司法活動或行爲的道德性動機。這其實也就意味著,人民話語不僅成爲了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人們在日常活動中也往往會求助于這種宰制性的道德言說。因此,在司法改革中,憑借著這種“人民”話語,中國的法律人所描繪的中國司法藍圖實際上不僅僅只是一幅法律圖像,更是一幅溫情脈脈的道德生活畫卷。在這樣一幅畫卷裏,司法機關不僅要處理社會糾紛,維護社會穩定,而且還要實現社會正義,樹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更要貼近人民的生活,主動關心人民的冷暖。同樣,人民法官在處理糾紛時,不僅要深入到群衆中去傾聽人民的心聲,還要以人爲本,積極服務于人民的各種需求。

這樣,一方面,作爲一種話語,甚至是一種意識形態,“人民性”實已成了中國司法改革“行動的指南”,這樣,中國司法發展方向問題的價值色彩與道德意識無疑就顯得非常濃郁了;而另一方面,客觀地說,盡管引領新時期中國司法不斷發展和革新的話語,除了這種想象性的力量之外,還有各種法治話語,如“程序正義”,以及人民司法不斷更新的指導原則和目標,如“和諧司法”等。然而,這些“法治話語”在中國司法改革的進程中,卻又都因道德話語系統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泛化進而獲得了一系列的道德論證,並且這些被道德話語所包裝過的法治話語,又迅速地轉換成爲新時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政法道德,從而成爲對當下中國司法實踐進行評價以及要求的基礎。

當然,盡管在某種意義上,話語並不能完全建構現實,但它無疑會影響到建構現實的人的行爲。而與此同時,一定時期內社會對人民法院司法審判工作的某一恒定話語的總量,事實上可以大致反映出這一時期社會對于人民法院司法審判工作的定位和對法官的角色要求。這樣,一旦通過“人民性”的政法話語使得社會大衆對司法機關與法官的角色期待疊加在了一起,那麽我們便可看到,現代中國司法在推動其現代化的時候,它們的思考方式、預設的目標、所用的語言及其行爲仍如影隨形地遵循著道德化的文本。而這個文本的腳注,就是“清官文化”。換言之,正是這種“清官文化”,使得當下中國的司法,不僅要“爲了人民的期待”,而且要在司法工作中更多地表達和傳遞對人民群衆的人性關懷。要親民便民利民,重視解決事關群衆切身利益的重點難點問題,緊緊把握人民群衆對司法工作的新要求,進而“照顧好百姓的生活”,從而“撐起一片老百姓希望的藍天”;與此同時,當下中國的法官也必須改進司法作風,改善法官的精神面貌,要善良溫暖、親和爲民。要尊重人民群衆的主體地位,“多與群衆交心交流,了解群衆心理,聽取群衆呼聲,把握群衆需求,提高做群衆工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水平”。要懷著對人民群衆的深厚感情去辦理案件、處置問題。唯有此,才能辦牢每一起案件,讓老百姓打一個舒心的官司。辦案法官要用真情去消弭紛爭,增進團結。當然,除此之外,人民法官還要敢于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作鬥爭,乃至舍生取義。總之,要真正落實人民法院爲人民,人民法官爲人民。

這樣,司法活動中的道德話語,以及傳統中國的道德文化,無疑必然引起當下中國正在開展中的這場司法改革的注意並最終要將其納爲主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三、個人表達的道德修辭

不僅當下中國的司法改革及其司法活動充滿了道德話語及其想象,而且個人參與司法活動所用的語言及其行爲也充滿了道德修辭。並且,這種道德修辭又因爲中國司法活動中的道德話語而獲致了契合性,進而使得個人參與司法活動所用的語言及其行爲獲得了很高的認同性與正當性,從而支持著個人不斷對中國的司法實踐提出質疑。

確實如此。一方面,根據法律人所描繪出來的人民法院的圖像,當下社會大衆對司法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進而對人民法院工作在“司法功能、司法公正、司法效果、司法過程、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權威”等方面都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司法活動中的道德話語以及基于這些話語邏輯之上的法制想象,又會使得“公平”、“正義”、“法治”、“人權”等這些宏大的法治話語和“司法爲民”、“人民司法”等這些新時期的司法要求,很快就會被人們理解成是新時期的司法倫理或政法道德,進而接受並以此爲“判准”對司法的具體活動以及法官的日常行爲進行對照與衡量。這樣,一旦自身的權益沒能有效實現,或者實際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即使裁判是依法作出的,當事人也會質疑司法或者懷疑法官是否落實“人民司法”,進而從自身的理解出發,表達對司法的不滿。這一點必須注意。

例如,現實社會裏,一旦有了糾紛,雙方都不會消極地等待法院的處理結果。他們都會采取一些行動策略,積極地介入到整個糾紛的處理過程,以期以自身的行動推動糾紛的處理結果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通常情況下,當事人往往會采取“哭訴”、“控告”、“訴苦”等一系列的方式來向司法機關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或者“申冤”,有的被害人家屬還會聯名上書。這麽做,都旨在向法院或承辦法官傳達一個信息:“冤屈”有待申明,案件需要“依法且妥當”地予以解決。然而,一旦訴訟預期沒能得到滿足,他們的行動便會趨于激烈。他們可能會在法院門前喊口號、打橫幅,也可能披麻戴孝跪在法院門前。有些當事人甚至會緊緊抓住法官的弱點——“擔心案件當事人上訪”,動辄就以要上訪來威脅承辦法官,或者揚言要“死在法院”。當然,這麽做,除了宣泄對于先前判決的不滿與憤懑之外,他們同樣也還是期望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向法院/法官表達他們的態度:“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等這些天經地義的道理。如果法院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會采取更過激的措施——遷怒于法官、羞辱、辱罵乃至攻擊、恐嚇承辦法官,或者集體上訪、纏訪、鬧訪,甚至采取極端的行爲,圍堵、沖擊法院機關以及自殺、自殘等。這些都表明他們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

又比如,在法庭之上,當事人也會采取相應的話語修辭與行動策略。例如,有些當事人在法官在場的時候,會一反常態,及時且適當地表現出對于法官的尊敬與服從。特別是面對法官詢問的時候,他們會采取一種溫和合作的態度,配合法官。更多的時候也只是訴苦,裝作一副委屈的樣子,避而不談糾紛的“前因後果”,不過多地談自己的“要求”。有些靈活的當事人,在開庭時,會故意穿的很窮酸、落魄,裝出一副很倒黴的樣子。而有些當事人,在休庭時,還會不停地以散煙和寒暄的方式表示他對法官的尊重。除此之外,他們甚至還會主動與其實早已經是“勢不兩立”的對方當事人搭讪:“到法院來把事情講個清楚也好,但千萬別傷了情分。”當然,這麽做,都是爲了在法官面前表現自己的“通情達理”,以博取法官的“同情分”。與此同時,在答辯策略上也有講究。他們會把自己最關心或者最想引起法官注意的問題首先提出來。例如,涉及離婚分割家庭財産時,他們會把結婚時的花費以及婚後家庭生活的欠款首先提出來。他們還會巧妙地轉化爭議的焦點。例如,明明是因爲自己家庭暴力而使對方“受不了”進而提出來離婚的,但是他卻會否認“夫妻感情不好”,反而“倒打一耙”,指出是因爲對方“嫌家窮,不安心過日子”。或者向法官抱怨:“過日子本來就是這樣的,哪有不吵吵鬧鬧的呢?”“如果夫妻一打架就去離婚,這像什麽樣子?”除此之外,他們還會盡力推卸責任,要麽把責任推卸到對方身上,要麽把責任推卸到不相關的人身上。

其實,無論如何,從糾紛産生到糾紛處理完這整個過程之中,當事人之所以會采取“五花八門”的行動策略,之所以在法庭上會如此注重話語的修辭技巧和表達策略,之所以這麽“小心翼翼”,目的都是爲了讓法律或者“理”處于自己這一邊。或者說,讓自己和法律或者“理”之間建構一種可見的和可說的並且也是有利的關系,而不是將自己和對方的關系同時置于法律或者“理”的邏輯中來加以同樣的理解。而一旦當事人的話語或行動與“理”建立起了關聯,那麽很顯然,他就占據了一定的“道德優勢”或“情感優勢”,進而也就贏得了訴訟中的話語權。當然,當事人在訴訟中所采取的行動策略與話語修辭,又並不完全都是爲了“占理”,很多時候,他們其實是很出格的,是在“無理取鬧”。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使法院正視他們的力量的存在,以及被他們所忽視掉的因素。

當然,除此之外,客觀地來說,個人訴訟通常都要耗費掉難以支付的資源,而他們通常又沒有時間,沒有金錢,沒有熬過冗長的多層審級的訴訟經驗。因此,他們若是想獲勝,一方面除了必須獲得支持外,另一方面,還必須要引起上面的關注。——只有把事情“鬧大”了,“王法”才會站出來,“青天”才會管。並且“大鬧大好處,小鬧小好處,不鬧無好處”。換言之,“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在他們看來,案件影響大了,不僅“上頭”會出面,而且處理起來也可能會既慎重,又相對公平,而且速度快。這樣,爲了獲得社會的關注,也爲了引起“上面”的注意,同時還是爲了給對方當事人和法官施加壓力,他們會適時地“放出話”來,比如揚言要“自殺”、不盡快處理就“離婚”等;或者制造一些“無害的謊言”,比如爲了離婚而編造對方以前有過“故事”或者現在有“绯聞”;或者將“人命”作爲一種策略,藉此達到“把事情鬧大”的目的。比如,當發生命案、特別是輕生所致的,死者的親屬會將屍體或靈堂擺在對方面前,借此“興訛敲詐”。畢竟,“人命關天”。但如果這些“手段”都沒有達到目的,他們還會做出更“惡劣”的行爲,比如集體“械鬥”,又比如“誣蔑良善”,後者也即爲了案件能夠引起領導的重視。他們甚至會連續舉報,“誣告”辦案法官“受賄”,呂忠梅法官就有這種“有痛不能說”的經曆。

應當說,盡管表面上看起來當事人的這種話語以及行動的表達有些雜亂無章,甚至是不講道理的胡來,但實際上它們都遵循著一種統一的司法行動邏輯,也即都可以將其看成是中國司法文化的一種表達。這種文化,乃是一種基于長期對“清官”的內心渴望以及信仰進而期待討個“說法”的司法道德文化,也即“清官文化”。換言之,他們不僅希望法官能夠“了解民衆之疾苦,體恤民情,把握民意”,渴望有“青天”出來爲他們“主持公道”,“爲民做主”,而且也希望“青天”能夠明白進而原諒他們之所以這麽鬧的“良苦用心”,確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然,個人參與司法之所以會大量訴諸道德話語,其中最爲重要的原因,乃是因爲中國文化對個人主義行爲一般都是要加以譴責的,所以雙方當事人就必須用高尚的、有文化象征意義的道德化或泛道德化的話語和行動來攻擊對方。因爲,只有借用道德話語的力量,個人才能夠掌握一定的話語權。但是,一場雙方都以道義性和羞辱性的辭藻回敬對方的戰鬥又是不可能找到一個妥協點的。因而在這種情況下,相互攻擊只會將沖突越演越烈。這不僅預示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矛盾上的不可調和,而且也意味著司法機關對案件的處理真的有可能出現了錯誤。這樣,“關注”就隨之而來了。當然,雖然當事人行動的目標是推動司法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但整個行動卻又主要是圍繞著道德問題展開。例如,有些法官態度不熱情、辦事拖沓,當事人就可能會據此來質疑辦案法官是否“受賄”,是否是在“徇情枉法”,進而將這種猜測當成一種事實,不斷對法官提出問責;又比如,一方當事人或其親屬與政府或黨委之間有一定的關系(比如在機關上班,或者裏面有熟人),那麽只要承辦法官沒有完全滿足他的要求,另一方當事人就會覺得這其中有“權錢交易”、“腐敗”等等,並把這些直覺想象當成事實,據此不斷地上訴或上訪。

的確,基于人民性話語的當下中國司法,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就在于它的道德表現,這樣,從道德上質疑或挑戰人民司法也就顯得更爲有力。當然,當事人之所以將自己的行動與話語訴諸道德,也是因爲從中能夠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包括社會成員的贊同以及公共媒介的關注,進而獲得更多的支持。畢竟,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

四、媒介話語的道德譜系

盡管有時會爲了迎合社會大衆的口味或者爲了吸引社會大衆的眼球而故意“嘩衆取寵”,作一些不實的報道,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對于司法審判活動或者一些法律“事件”,媒體的報道還是相對客觀的。然而,盡管它們不會恣意地切割真相,但媒體的話語表達卻有著它自身的敘事邏輯。例如,媒體的報道會根據大衆的受衆期待和接受喜好,牢牢抓住一些細節做發揮。這些細節包括:案件當事人的情況(家境如何?身份背景怎樣?與司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有無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否是親屬?)、整個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等。當然,媒介之所以關注這些事件得以發生的時空因素或社會情境,以及關注人物的社會關系與人際網絡,乃是期望通過恢複或者增加當事人/事件的時間和社會情景這兩個維度,使得讀者能夠看到“人”或“事”的整體,把握其來龍去脈,增加報道的可讀性。然而,也正是因爲此,媒介話語重構了事實。

的確,應當說,語言或者話語並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任何一種語境創造的都可能是權力關系。這樣,媒介話語的參與,很可能就會顛覆司法活動中雙方當事人原有的權力關系,進而重構一種新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關系。例如,媒介會通過重構當事人的某些細節,給公衆造成一種影像,進而轉化討論的視角或者偷換事件爭議的焦點,從而使得在原先話題裏處于不利位置的當事人在新的話題裏卻占據著優勢。與此同時,媒介的話語選擇也並不完全是對現實的一種消極、被動的反應,相反,它是對現實的一種具有相當主動性的、選擇性的話語“反應”,這種話語反應對所謂的“現實”具有強大的建構作用。這樣,媒介不僅會外在地影響著司法制度的構建,而且它還通過積極的案件敘事,實際參與案件的構造,並最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案件的結果。可見,媒體的話語構造往往並不等同于實踐或真實,甚至兩者之間的差別還非常的大,因爲,媒介在敘事時會裁剪並重新安排話語,進而建構“事實”。“特別在沒有證據支撐或者證據存在明顯矛盾的時候,傳媒會對事實起重構的作用。”

但这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灵活多样的媒介话语还是会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会让受众产生一种“移情认同”。而正是这种移情认同,在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就案件存有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引导着社会大众对案件的看法。例如,在“彭宇案”中,媒体一方面指责“司法不公”或“司法不当”,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缺失“见义勇为”的悲凉后果,那就是,“落难无人帮,遭灾无人救。”前者会让社会大众对裁判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参与感,因为今天的旁观者很可能明天就是当事人;而后者,日常的生活经验也总是会提醒我们,谁都会有个万一,“谁都会落个难、遭个灾,都会有需要人帮助的那一天”。这样,媒介的话语在“司法不公”、“世道悲凉”和普通大众之间就迅速建立起了一种移情关系,甚至是认同的桥梁。“司法不公”、“冤假错案”这样的认知会加深社会大众对当下中国司法的失望;“世风日下、人情淡漠”、“见危不救”这样的感叹又会成为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读者“感同身受”的体验。这样,尽管普通大众与受害者之间本身并没有多少联系,也尽管他们对事件本身甚至是毫无了解,但是,媒介话语帮助人们建立起了这种理解。结果,不仅对受害者产生普通人之间的那种“感同身受”或者“就像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认同感,而且随着受害者的受害身份进一步被淡化,他也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受害者,甚至属于社会冷漠受害者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样一种普遍化了的受害者身份对普通的社会大众认同受害者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自觉地“对号入座”。当然,司法机关的不当言论和处理手段 以及媒介的后续报道与此同时也都会进一步加剧和强化社会大众的这种“被害者”的危机意识。这样,在媒介话语所建构起来的逻辑里,社会大众就会进一步确证自己先前判断的准确无误,从而强化对媒介话语及其叙事逻辑的认同和依赖的同时,确证了媒介话语建构起来的自己的“双重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一旦如此,社会大众往往就会一味地指责司法,进而其实已不再关心裁判的最后结果是否是“错误的”。

可見,媒介在報道中,不僅案件事實會被建構,而且受害者身份也會被建構。與此同時,媒介的話語策略,還會在強調“受害”的真實性、即有人受害的同時,將受害者普遍化;換言之,它不僅要讓普通公衆更同情受害者,而且也讓社會大衆“意識”到社會、政治、文化觀念對“受害”都會起到建構作用。這樣,“受害”也就不再只是偶然的了,而成爲了必然。

進一步,媒介的話語敘事又不僅僅只是一種事件的“再現”,還包含著“是非對錯”的判斷。這樣,一旦媒介話語在道德話語的裹挾與推動下,它就會引導社會大衆之間就此問題/事件形成越來越強的道德共識。同樣以“彭宇案”爲例,我們看到,通過媒介的文字“引導”,民衆因爲彭宇的救助行爲將他想象成“好人”,而將徐壽蘭看作是恩將仇報的“壞人”;另一方面,媒介還通過自己的報道來繼續引導人們的社會想象,進而將“好人”與“受害者”這兩個角色一司放置在彭宇身上,從而在“好人”與“受害者”之間建立起相當強勢意義的必然聯系。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社會大衆、甚至包括法律人,都會一致地認可彭宇的清白身份進而批判司法判決書的說理混亂與漏洞百出,從而沒能客觀而冷靜地觀察這一事件並分析問題。

當然,這也情有可原。因爲在現實的世界裏,除了法治、人權等幾個口頭或文本中的法律語詞,許多人(包括法律人)其實都固守在他們看似反對的道德話語世界中,一廂情願地相信世界的規則就是“好人應有好報”。還是以“彭宇案”爲例,媒介道德話語的基本邏輯脈絡是:誰不贊成彭宇是清白、無辜的,誰就是對好人的粗鄙傷害,就是對好人好事的道德冷漠,因爲“活雷鋒”無論如何都是必須得到道義上的支持與聲援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會試圖論證,強行依法判決,“萬一錯誤判斷”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公共問題的擔憂,比如,“彭宇案是道德的和解還是瓦解”。甚至指出規避法律而訴諸道德不存在風險,或風險不實在,相反,這麽做還會得到社會的支持與贊美。

應當承認,媒介話語渲染的乃是一種情緒,這種情緒會激發社會的道德響應。與此同時,一旦個人參與司法活動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並聲援,那麽,不僅個人能夠就此獲得媒體的支撐與幫助,進而有能力與司法機關展開周旋,而且當個人的道德期待與社會的道德修辭交織、裹挾在一起的時候,社會輿論就會推動對當下中國司法實踐的質疑與問責。這其中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爲此,“若要影響案件的結果,與其說聘用一個律師,還不如雇用一個新聞人。”

可見,媒介的參與會使一起普通的糾紛成爲一個公共話題,或者將一個普通的人推成一個公衆人物,並在廣大受衆(社會力量)的關注和參與下,重構了事件以及人物的細節,從而塑造了當事人在案件結構中的不同的地位,以及對案件結果具有決定意義的法律事實,最終推動著糾紛朝著它所期望的方向發展。這樣,盡管表象上差別很大,但媒介話語的譜系與個人參與司法活動的修辭其實是一致的,它們都是遵循道德話語的邏輯與系譜。

五、爲什麽是“道德”?

行文至此,便會有個疑問:爲什麽是道德?不能僅僅簡單地歸結爲是“傳統的力量”,傳統也有被改造甚至被遺忘掉的。在我看來,重要的是這種話語模式與思維方式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還存有市場,也即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對此還有相當強烈的期望,甚至這種話語模式與思維方式和當下的社會生活之間還具有一定的甚至很強的契合性或者相關性。

確實如此。人們之所以渴望當下中國的司法能夠在道德問題上有所作爲,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遇到了倫理道德與精神信仰上的困惑,人們期望通過“司法”這一公共權力的運作,在建構起我們公共生活裏的交往規則的同時,達成社會的價值共識與德性認同,生成精神世界與信仰意義,進而給我們“煩躁”的生活帶來寬慰。同時,人們之所以認爲司法能夠解決自己的“道德困惑”,乃是在我們的視阈裏,當下社會糾紛的處理不僅僅只是涉及法律的問題,同時也會涉及情緒的消解與情感的撫慰,還會涉及價值權衡與道德認同的問題。當然第三,人們之所以認爲司法會擔當起“規則整合”與“道德重建”任務的角色,乃是因爲司法始終是要面向社會的,是要爲社會大衆的日常生活服務的。最後但卻是最重要的,人們之所以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又把“法律”與“道德”這兩個命題聯系在了一起,認爲司法必須面對道德,法治必須經受道德的拷問,乃是因爲在我們的生活和思維的世界裏,“行”與“思”是合一的,“德”與“法”是和合的。

是的,社會轉型導致了價值迷失和道德稀缺,但社會卻仍然需要溫情,需要愛,需要信任。這樣,在當下社會裏,道德話語及其思維就會以各種更加隱秘也更加主要的方式參與我們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和理解;爲此,道德話語之所以被人們在面對司法時廣泛采用,不是偶然,乃是因爲“它們天然帶有理解,它們在描述的同時也在解釋”。換言之,其實無論是個人參與法律生活時表達上的道德修辭,還是社會大衆或者媒介在評價法律實踐時話語的道德譜系,其背後,都是在對生活做一種诠釋與理解,也即是一種整體化或體系化的理解。這種理解旨在恢複被法律話語或思維方式裁剪掉的複雜的社會關系或者壓縮並簡化了的社會問題,進而呼籲司法者在處理社會問題時要注意問題發生的時間和空間維度,也即要在因果關系鏈以及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裏來整體性地對待糾紛以及糾紛中的當事人。

的確,應當承認,道德話語及其思維其實是一直潛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只是長期以來,人們因期望“法治”能夠帶來新的生活方式與生命的意義世界,所以一直有意忽視道德的問題,有意不在法治的世界裏引入道德的拷問,把道德重塑與精神建構看成是法律價值與法治精神的題中之物,進而忽視兩者之間所可能存在著的多重關系。換言之,“法治”作爲一種強勢話語,一直成爲我們回避道德世界以及心靈的理由。對于法治的迫切期望以及理想生活的急切渴望,使得人們逼迫著自己不去想“道德”的事情。我們想當然的認爲,法治實現之日便是我們價值達成與精神大成之時。因爲它曾承諾我們,不僅在規範或制度層面上,“法治是使人們的行爲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富勒語),而且在倫理和精神意義上,法治所孕育的正義、平等、秩序、自由等價值,也將提供給我們一個豐富的、信仰法治的生命的意義系統。然而,近三十年的法治建設,使得我們發現,對于“道德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分離,我們似乎不應該如此決絕,我們應當重視我們既有的感情以及我們看待這個社會的特有視角。因爲,無論如何,中國的法律實踐所面對的,乃是中國人民自身的生活及其意義表達;換言之,它所直面的,不是西方普適的法治話語與價值,而是中國人自己對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及其價值觀念,這些因素是無法被“消毒”(奧特納語)殺滅幹淨的。

進一步,其實一直以來,中國法治的發展都具有一種生活化的取向,因此,在中國,法治不再僅僅被簡單地看成是一種治理方式,而是成爲了一種生活事實。爲此,法治近乎成了一種主導話語,而追求法治也就成爲了一種時尚,甚至變成一種情結,乃至幾乎上升爲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爲衡量對與錯的終極標准。當然,之所以會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國的學者深感所處的社會環境太富于人治色彩,受人治的苦太深,進而渴望有一種高于或優于人治的理想社會或文明秩序,因而對法治産生了無限的遐想與渴望。因爲在他們看來,法治是一種絕對的、最佳的善,是善治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理想社會模式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目前面臨的唯一正確的文化選擇。當然,也正是在這種狂熱的論調之下,對于法治的弊端,他們未能持一種審慎的建設性的批判態度。這樣,盡管三十年的法治建設似乎給我們提供了世界的一個面相,但在這幅嚴整的畫面中,卻沒有哪裏適合容納我們的歡愉和悲苦,我們的道德訴求與藝術理想。不僅如此,事實上,法治研究還要求排除這些,要求“建構這個法治世界的代價就是把自我即心靈排除在其外”。事實與價值、真與善似乎不得不徹底分離。法治越完善,法律制度越進步,感情、道德、藝術就顯得越虛幻。甚至法治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是一個沒有目的、沒有意義的世界。令人常談到“信仰的虛無,意義的喪失”。當人們發現這樣的世界並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懷疑法治”,原初對于法治所抱有的一切幻想也都開始動搖了。

確實如此。應當說,對于法治的恰切涵義,尤其是在中國實行法治的具體狀態,其實不僅是社會大衆,而且包括法律人與決策者,在法治推行伊始,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法治”在我國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作爲一種抽象的理想而爲各方面所接受和崇奉的。“要法治不要人治”,在此情況下,法學人與決策層和社會大衆在法治問題上很快就不假思索地達成了具有很高程度的共識。然而,隨著法治的具體推行,中國的法治實踐似乎並未完全依循大家所想象和期待的方向發展。在中國實行法治的複雜性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實踐中存在的某些非理性的現象(如司法權威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司法腐敗現象滋生等),都超出了大家的預料和容忍,由此形成了包括法學人在內的社會大衆對于法治理想的挫敗。這種挫敗的進一步反應則是法學人與社會大衆在自認爲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放棄對法治實踐的關注和參與。

毋需責備。畢竟,“當代中國法學人是與中國法治其實共生共長的。由于在中國本土上沒有先在而系統的法治理論及實踐經曆,因而中國法學人對法治的應然狀態都保有自己的某種想象,且這種想象在很大程度上産生于各法學人對西方法治理論與實踐的理解。這種想象不僅實際決定和影響著法律人的各種學術觀點和主張,同時也構成法學人對于外部實踐和評價的基本依據。”因此,邁出第一步可以不假思索,但是下一步就需要謹慎了。換言之,我們必須意識到,作爲一種制度或制度整體的法律,它其實並不可能改變社會現實,而只可能調整個人或幾個人的行爲,或個別事情。因此,中國人需要從自身生活出發來思考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需要重新對待“法律”與“道德”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關涉到我們采取怎樣的治理模式,而且還關涉到我們的價值觀念的選擇以及精神生活的建構。

具體到當下中國的司法,在一個話語系統充滿了道德、甚至是泛道德話的前提下,司法該如何運作?以及,面對道德話語的拷問以及道德思維的質疑,司法該如何面對?

六、如何面對道德?

是的,司法中的道德謎思,需要我們進入到中國的司法世界和制度實踐的語境的同時,把握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在盡量了解實際狀況的基礎上,考究“法治話語”與“道德話語”以及“政法道德”、政法意識形態話語對當下中國司法實踐的影響,進而嘗試著回答如下的問題:我們究竟應當以一種什麽樣的司法哲學來指導我們的司法實踐,才能順應當下中國社會重要的變革?與此同時,我們的司法實踐背後究竟要維護一套怎樣的道德哲學,才能抵禦社會變遷對于我們的道德和精神世界的沖擊?

或許應該務實一點。的確,中國的司法改革應當保持自主性品格,但是,這種品格應當主要體現在:司法必須跨越西方法治話語的二元對立思維所建構起來的法律與道德的鴻溝,在中國“和合”的思維語境裏溝通起法律與道德的邏輯敘事,完成法律與道德的話語整合,建構中國人有尊嚴的一種公共生活。與此同時,中國的司法還必須超越法治話語將複雜的社會沖突簡化爲非此即彼的二元沖突的作法,承認社會沖突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多種解決方法、多種回旋空間。因而,當下中國社會裏的司法,最直接、當然也是最爲重要的,便是要把糾紛處理的過程通過程序開放出來,使得整個過程盡可能地透明與多元、開放並互動,以便于讓當事人以及當事人各自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人”(如人力資源)與“物”(如制度資源)都參與進來“討價還價”,最終在處理完糾紛、分清權責的同時,消解掉情緒的對立與情感的對抗,徹底地化解掉矛盾。

很顯然,這對當下中國司法的方式方法予以了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司法必須堅持法治,即要依法司法,要以程序的方式來促進公正或正義,這是司法的內在生命;另一方面,司法也必須要弘揚誠信,必須通過案件的審理活動,把基本道德理念准則引入司法活動之中,築牢社會的道德基礎,提升社會公衆的道德修養。這樣,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就必須依法審理,入情入理,在界分清楚權利的同時,消解情緒的對抗,做到勝敗皆服,案結事了,強調案件審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第三,在糾紛的處理方式上,也要盡可能地多元化。要盡可能地在滿足社會主體多樣化的司法需求的同時,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司法的途徑。因此,當下中國的司法,就要努力在糾紛處理的過程中,通過程序,還權于民。這樣,司法就不僅要盡可能地透明,以便人民群衆能夠深入了解司法運作的機理,親身感受司法的過程。而且要盡可能地開放,以便他們能夠真正充分的參與進來,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道德觀念帶到人民法院來運用。還要盡可能地讓當事人感到便利,以便司法能夠貼近生活,走進群衆,更加主動地吸納人民群衆的意見,滿足人民群衆的需求。

與此同時,這也對當下中國的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換言之,盡管這種司法方法或模式強調的只是要求法官在糾紛處理的過程中“辯法析理”。但是要在“法”與“理”之間建立起有說服力的關聯卻往往並不是想象地簡單。它不僅依賴法律專業知識儲備,而且還要求法官必須經常實踐。因而,面對具體的糾紛,一方面,法官必須通過個人化的智性努力,盡最大可能地扭轉當下中國在司法體制、司法技術與司法道德、司法的理想目標之間的背反,拉近轉型中國的司法在“表達”與“實踐”上的距離;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更爲重要的,他還必須在政治任務與政法策略、政治目標與法政倫理、社會秩序和司法政策、社會規則與司法實踐、與民衆的規則需求、與民衆的日常生活系統之間的互動機制的形成上有所作爲。——這其實也就意味著,在日常司法實踐中,法官必須要努力穿行于現行制度的結構性夾縫之中,必須要多次來回往返于法律系統與日常的生活世界、司法知識與生活常識、情——理——法之間,從而溝通法律系統與日常的生活世界並開啓一個中介于兩者之間的暫時性空間進而爲司法知識和常識之間的溝通對話營造一個“理想的交談情境”,爲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積極展開平等而友好的交流並合作提供一個具有法學功能的、開放性的“公共領域”,以及爲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自由商談提供一個“情——理——法”互動共融的空間。當然,也正是在這個由法官通過個人化的司法行動所建構起來的、聯通日常的生活場域及其邏輯與職業化的司法場域及其邏輯的公共空間裏,通過對糾紛的細致處理,特別是通過糾紛解決機制的開放性運作進而將人民群衆的矛盾與意見帶到了法院或者納入到了規範化的解決渠道。同樣,也正是在這個多元規則所共同建構起來的“情——理——法”空間裏,其空間的運作邏輯,當事人和法官都必須遵守。最終,通過這種新的司法模式的實踐,不僅糾紛得以處理,而且矛盾得以解決,“勝敗皆服,案結事了。”

可見,在糾紛處理的過程中,在辦案技術或者司法策略的選擇上,法官既要考慮訴訟效率和成本計算,以求便利當事人;又要柔性地解決問題,以求軟化糾紛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鈍化糾紛當事人之間的情緒對抗或情感對立,緩和當事人之間的緊張關系,進而通過“溝通”、“交涉”和“對話”、“協商”,而不是靠“征服”或“壓制”、“強制”、“對抗”來達成相互間的合意與妥協。當然,這種司法模式的運作,其處理社會糾紛的方法是“協商”,其目的是要達致相互之間的“合作”。因此,這種司法模式在處理糾紛上就會有著其獨特的優勢:一方面,它能以一種“雙贏”的策略來解決社會沖突。通過相互磋商,利害相關聯的社會因素都會被吸納進法官的解紛活動中來。經過參與、對話、協商,與糾紛相關的每一個人、每一種因素都得到了平等地對待和尊重。因而,這種通過理性、正當的對話方式所達成的,是一個參與人之間的利益互惠關系,一種“雙贏”的效果。旨在緩和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情緒對抗,進而恢複原初的人際關系。而不是利益一邊倒的“零合”關系,一種非贏即輸、贏家與輸家相對立的結局。另一方面,這種新的司法模式又不僅僅只是試圖通過選擇“調解”或者“審判”的方式來解決糾紛,而是通過法官的“辨法析理”,通過“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也即通過讓法官和當事人互動起來,理解法律、理解生活,從而達致“勝敗皆服、定紛止爭”。這樣,其裁判的結果自然也就能夠順利地爲每個人所接受並遵從。

七、結論並討論

的確,針對問題本文所開出的藥方,對于如何在中國的語境裏真正處理好“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顯然是不夠的。中國的司法改革,任何一項新措施的出台,都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因此,就需要整體考慮。而這,又並不是本文所能夠完成的。

與此同時,提倡認真對待道德,並不是要簡單地贊成“德治”甚至是否定“法治”,恰恰相反,提倡在司法實踐中處理好“道德”問題,呵護我們的法感情,是爲了更好地推行法治,追尋一種更美好的生活。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正視我們自身的情感並給予其平等的關懷與尊重;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中國的法治也是“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爲此,我們堅持依法治國,堅持依法審判,但同時我們也不應當排擠道德對司法本身的影響,我們必須要對此保持警醒。——甚至必要的時候,我們的眼光還需要放的更長遠一些,我們需要仔細思考我們自己的未來生活,進而反思當下前進的道路。

當然,提倡留意道德的問題,要求司法/法律認真對待“道德”,也不是一味地要將“道德”領域公共化,不是要將私人生活問題化,我們所倡導的道德,更多的是公共道德,一種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能力和素養,一種公德。我們期望通過這種努力,塑造起更多具有德性與公德的公民。

盡管這是一項複雜而龐大的社會工程,也盡管本文或許並不算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值得慶幸的是,在中國的法治之路上,這不是終點。

來源:《中外法学》(京)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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