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客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設爲首頁 設爲首頁   
當前位置: 首頁 > 澳客爭鳴 >

夏慶傑:中國正確的工業化路徑是如何找到的?

時間:2017-07-05 21:40來源:澳客 作者:夏慶傑 點擊: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之後,全世界都在驚歎中國的經濟奇迹,對中國經濟奇迹的解釋也是衆說紛纭。清華大學文一教授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認爲以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爲主業的鄉鎮工業化是中國工業革命成功的核心。本文作者還認爲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集體企業、個體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選擇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市場化自主行爲。

一、正確的工業化路徑是中國經濟奇迹的合理解讀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文一教授的核心思想是成功工業化國家如歐美日等國、以及今天的中國基本遵循了類似的工業化路徑:第一,強有力的政府對本國市場和經濟發展環境的呵護、對國際市場的開發;第二,以紡織業爲主導的鄉村工業的大面積先行發展,彙聚成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第三,初始工業化成功後産生的對動力、能源、交通通訊、機器制造的巨大需求導致了重工業的大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用上百年、用極其殘酷的手段(殺戮土著、侵略戰爭、掠奪殖民地、奴隸貿易、奴隸制、販賣鴉片、控制國際市場等)完成的工業化,中國在和平發展情況下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就國際市場而言主要利用了二戰以來形成的國際貿易金融投資體系。

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議前,中國基本完成了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企業爲主導的、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爲主的初始工業革命(文一,2017)。在這次工業革命中,其主要參與者是數以十萬計的農村鄉鎮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不需要國家的財政補貼,完全靠市場競爭而生存,也不影響農村的農業生産。在農村糧食産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數以百萬計的鄉鎮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職工通過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産品的生産和銷售而增加了收入,這也是中國農村貧困率在1980年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國初始工業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在于中國政府的各級行政組織都極爲重視經濟發展,鄉鎮和村行政領導人甚至親自擔任鄉鎮企業創業發展的企業家,領導村民創業、致富。這種做法克服了很多鄉村工業化的制度障礙,如鄉鎮、村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可以以鄉鎮、村行政組織、村集體的名義從村民中籌款,從銀行得到貸款,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産品時也用政府的名義提高信譽度。盡管中國沒有西方國家花上百年時間培育的商人階層、信譽制度、産權制度,但是新中國在廣大農村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行政組織起到了替代作用,以鄉村政府名義創辦的集體所有工業企業、鄉村幹部上陣擔任企業經理的制度創新破解了中國鄉村工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融資風險、商業風險、各種制度障礙。這一點可能是中國初始工業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文一,2017)

以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企業爲主導的初始工業革命的完成帶來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效應:首先,對以輕工業産品爲主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其結果是人浮于事、效率較爲低下的很多國有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被迫關停並轉;中國政府在“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戰略下,對具有國計民生價值的重工業國有企業(能源、電力、交通通訊、航空、鐵路、造船、銀行等)進行了重組和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其次,初始工業革命産生了對電力、能源、交通通訊的海量需求,從而引發了以電力、能源、交通通訊、機械制造爲代表的重工業革命。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采取前蘇聯東歐國家式的大規模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産的全面私有化運動,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諸多重化工業企業依然存在,經過改制後變得更具有市場競爭能力。因而當1990年代中期以後重工業革命重新開啓時,中國的重工業國有企業獲得了新生,在以能源、發電、交通通訊、航空、機械制造工業基礎設施建設爲主的重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文一,2017)。最後,中國初始工業革命成功形成的巨大購買力和1990年代重工業化的實施吸引了海量外資湧入中國。

二、正確的工業化路徑是如何找到的?

回过头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发展战略,采用的是以农村农业生产补贴城市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农业补贴工业的主要方式是“价格剪刀差”,即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抬高工业品价格。尽管这种工业化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是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下,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缺乏缺乏劳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改革开放前夕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Ravallion & Chen,2007)。

改革開放後,在農村實行包産到戶制度、允許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創辦鄉鎮企業從事工商業活動,允許城市個人創辦個人和私有企業組織從事工商業經濟活動。這些改革開放措施的核心是在中國以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爲主的經濟體系中逐漸引入市場因素,即農民在完成糧食交售任務後,可以自行決定生産什麽、生産多少;同樣,農村集體、個體企業、城鎮個體企業自負盈虧,在用工和生産決策以及銷售等方面完全具有企業自主權。這些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措施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衆創造物質財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從歐美日本、以及中國新近的成功工業化的路徑來看,在工業化開起階段實施重工業化戰略不是正確的工業化路徑,原因是這種發展戰略需要大量的國家財政補貼。實施這種重工業發展戰略的一種方式是依靠農業補貼工業(如前蘇聯、中國),其結果是從事農業的農村人口最後陷入大面積貧困。另一種方式是借外債(某些拉美國家),長此以往,這些國家必然是債台高築、還本付息壓力山大,最後變賣國産還債。實事求是地說,在落後國家實施重工業發展戰略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戰略。

而以一個國家最底層民衆大規模參與的、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爲核心産業的鄉村工業化才是正確的工業化路徑(文一,2017)。其原因是這種發展模式不需要國家補貼,最底層億萬民衆通過參與初始工業化而脫貧,形成巨大的購買力和市場需求。此外,初始工業化成功的結果是導致重工業化的自然而然的發展。因而這種工業化一旦成功開啓便可以自我向前推進。換句話說,這種工業化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是引入市場因素,即讓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自己去決定生産什麽。大量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之初從事紡織服裝加工業完全是這些企業的自然而然的選擇。其根本原因在于:吃飯穿衣是人們的最基本需求。區別是前者消費彈性低,一旦滿足需求之後,增加消費的余地極爲有限,另外由于土地數量的限制,糧食産量也無法無限增加;就中國多數省份來說,每戶農民分不到一畝地,如果僅僅依靠農業只能解決溫飽,無法不斷增加收入(文一,2017)。

對比而言,紡織業服裝産品的消費彈性很高,工藝較爲簡單,而且紡紗、織布、成衣加工各個工序可以分解,産品數量可以無限增加,因而經營管理好的鄉鎮企業規模可以很大,因而紡織業通常成爲初始工業化的首選産業(文一,2017)。另外,紡織服裝加工業屬于勞動密集性産業,勞動力吸收能力大,因包産到戶效率提高而産生的農民剩余勞動時間可以在鄉鎮企業得到有效利用。英國、美國、日本的初始工業化無不從鄉村紡織業展開。鄉村工業化實施的結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廣大農民的收入得到增加;另一方面是鄉村工業的大面積發展導致了對電力、能源、交通通訊、機械制造的海量需求,從而引發了電力、能源、交通通訊、機械制造等重工業的飛速發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初始工業化必須是最底層廣大農村民衆可以參與的工業化進程,最底層廣大群衆在初始工業化過程走出貧困陷阱,還有初始工業化的成功自然會引發重工業的大力發展。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只有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爲主的、有最底層廣大民衆參與的工業化才能導致大規模快速減貧。需要強調的是:改革開放之初,農村集體、個體企業選擇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完全是自主的市場行爲。換句話說,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是農村集體個體企業和城鎮個體企業的自然而然的市場化自主行爲。歐美日等國在工業化以前也有大量貧民存在,他們也是靠鄉村紡織業的工業化而實現脫貧的。只有有廣大中底層大衆參與的紡織等輕工業的工業化才能實現大規模快速減貧,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民群衆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只有最底層廣大民衆可以參與的工業化才能是成功的工業化。

三、中國經濟奇迹的其他原因

盡管說新中國成立之初實施的重工業化發展戰略和農村集體經濟沒有使中國人民擺脫貧困,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爲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堅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基礎。

從政治角度看,毛主席留給鄧小平的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獨立、領土主權完整的強大國家,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架構和組織、穩定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等。

從土地制度來看,中國是城市土地國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中央政府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下,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建立經濟發展區、工業園區等手段爲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提供了工商業用地,通過拍賣住宅建設土地方式爲城市民用住宅建設提供了土地,通過向農村征地方式把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爲國有,從而爲公路、鐵路、電站、港口碼頭等社會設施的建設提供了大量土地。中國政府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便利了企業的投資用地問題,也化解了土地産權不清晰情況下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中國政府就是用這種政府提供土地的方式,實現了企業投資、住宅建設、公共工程(公路、鐵路、水庫、電站、機場)建設。中國的獨特的土地産權制度安排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首要必要條件。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中國在前蘇聯的支持下,快速搞了156個工業項目,能夠生産國民經濟需要的基礎工業産品,建設了基本的經濟發展急需的基礎設施體系,如鐵路交通網等交通通訊體系、鋼鐵工業、化工電子工業、電力能源工業、航天工業、軍事工業體系等。此外,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爲中國培訓了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管理經驗、大批工程師、經營管理人才、熟練技術工人等。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從1950年代開始不斷實施和完善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爲中國准備了優秀的勞動力隊伍。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阿馬蒂亞·森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曾指出:“很明顯,在中國,教育不僅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工業變革的推動力。我認爲,如果不把中國工業革命與中國的教育發展成就聯系起來,就不能理解中國的成功。雖然這不是關于印度的討論,但是如果說印度發展思想中有什麽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下面這一點:在擁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體健康的勞動力群體之前,印度實現工業化是不現實的。”

四、中國工業化成功的關鍵是引入市場因素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爲工業化准備好了基本條件,改革開放就是把中國解放後儲備的巨大能量發揮出來。鄧小平引爆中國巨大能量庫的魔法就是在中國經濟體系中逐漸引入市場因素。中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啓的改革開放,其實質是在中國的以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爲主體的計劃經濟體系中逐漸引入市場。農村包産到戶、允許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和城鎮個體私有經濟發展就是在不斷引入市場。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中國要朝向一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方向進行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針對虧損國有企業的關停並轉、減員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實質上是在恢複國有企業的本來功能。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在爲外資進入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産品走向世界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全面爲中國經濟引入了國際市場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以來不斷在其國有經濟爲主的經濟體系引入市場,充分發揮了有爲政府、國有經濟、市場經濟的三大優勢,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其標志是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五、總結

關于對中國經濟奇迹的解釋也是衆說紛纭。文一教授認爲以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爲主業的鄉鎮工業化是中國工業革命成功的核心。筆者還認爲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質是在中國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爲主的經濟體系中不斷引入市場因素,農村集體企業、個體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在1980年代初期選擇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市場化自主行爲,因而1980年代的中國初始工業化的成功更多是當時中國情況下市場化的結果。另外,只有廣大底層民衆能夠大規模參與的工業化才能實現大規模快速減貧,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盡管說新中國成立之初實施的重工業化發展戰略和農村集體經濟沒有使中國人民擺脫貧困,但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爲工業化准備好了基本條件(如強有力的國家治理和架構、統一市場、電力能源設施、重工業生産能力、交通通訊基礎設施、國家經濟管理經驗、工程師等受過教育的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隊伍,等等),改革開放就是把中國解放後儲備的巨大能量發揮出來。引爆中國巨大能量庫的魔法就是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引入市場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的成功或者說中國模式的成功是中國有爲政府、國有經濟、市場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1.文一(2017),《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2.Ravallion,M. and S.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2 (1),1-42.

來源:“爱思想网”微信公众号 2017年06月28日


(責任編輯:admin)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