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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現代人與世界文明起源于長江流域?

時間:2017-06-12 19:39來源:澳客 作者:枕戈 點擊:

5月28日,來自長江流域的江蘇、江西、湖北、湖南以及首都北京五省市的31位文明研究者相聚長沙熬吧,參與由湖南崇山文化研究中心、熬吧讀書會和大同思想網共同舉辦的“長江文明起源”高峰論壇之“麓山論劍”活動。中南大學醫學遺傳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現代人出東亞”首倡者黃石教授,高廟遺址發掘主持人、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會長賀剛教授,文化學者、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行易教授,《誰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作者閻朝科,《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作者黃忠平,東北大學中國滿學研究院民族關系研究所副所長、《語言人類學》第二作者田景黎美,中國炎黃學會理事、常德市屈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于試,大陸新儒家事業的推動者之一、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黃守愚,中國先秦史學會鬼谷子研究中心研究員王耿,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肖敬東,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王佩良,上古史愛好者袁平女士、國學研究和傳播者湯牧之等出席了會議,大同思想網總編枕戈主持。

活動現場

最近幾年關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斷升溫,新的考古成果層出不窮,尤其長江流域的考古探索和文明研究進入爆發期,而分子類人學家也介入到古人類的DNA檢測中,吸引了社會大衆去關注人類祖先的探尋。現代人類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已越來越成爲“顯學”,特別是不少學者針對現代人類起源于非洲和人類文明源于西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這種交鋒在2017年愈演愈烈,一種世界新文明史觀順勢而生。那麽,現代人類到底是出非洲還是出東亞?世界文明的源頭在哪裏?中華文明真的是“多元一體”和“滿天星鬥”嗎?大家本著“長江文明起源論”的共識,展開了豐富多彩的討論,也不乏激烈而友好的辯論。

中南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黃石教授

現代人出東亞與文明起源于長江流域

人類創造了文明,探討文明的起源也必然要探討人類的起源。

黃石教授說,“現代人出非洲說”誕生至今正好是30年了,而“現代人出東亞說”去年才剛出爐,如今正後來居上。他指出,“現代人出非洲說”在中國的傳播有一些誤區:一,與其說它在中國的成功傳播是因爲它的科學性,不如說它的科普工作做得好,這與大衆媒體的推波助瀾甚至以訛傳訛有關,于是也有人質疑這是西方資本操控學術的結果;二,“現代人出非洲”其實是一種假說,並非一種無懈可擊的理論,但傳播到中國後,讓人誤以爲這是完美的科學理論,是不能質疑的唯一真理,“現代人出非洲”說到底是貨真價實的科學理論呢,還是一件外表華麗的皇帝新衣,大可質疑。

黃石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學者在鼓吹“現代人出非洲”時,卻從來沒有考慮出非洲的理論前提是否正確,甚至根本就不提前提,比如“分子鍾”“中性理論”“垃圾DNA”“無限多位點”這些概念,他就是要迫使對方回到這些根本前提,而他的上限理論則更科學地解釋了“出東亞說”,更符合常識,他希望就這兩個前提進行面對面商討。爲此,去年在中國科學院古人類所他與1987年最早提出人類起源于非洲的科學家之一斯通金Stoneking公開辯論過,最後對方啞口無言。而自從去年他提出“現代人出東亞說”之後,“出非洲說”在中國的影響力明顯弱化了,很多原來持“出非洲說”的科學家開始沈默不語。

他還發現,“出非洲說”在湖南最沒市場,而“出東亞說”一出爐在兩湖地區得到最有力的響應。在他的“出東亞說”剛提出之際,已經有一批湖南湖北的文化學者以異常堅定而響亮的群體聲音對“非洲起源論”說“不”,並且取得不斐成果。這可看作自屈原以來的湘楚士人獨立不遷、堅強不磨、爲追求真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文化品格的延續。也堪稱一種新的“湘楚文化現象”。而他的結論是:現代人起源于以湖南爲中心的中國大西南。他希望“長江文明起源”高峰論壇下次到湖北舉行。

江蘇學者王耿認爲,長江是一條橫穿中國西南與東南全境的內陸河流,由于古長江的出海口在江蘇連雲港至江蘇如東之間,所以沿岸的地域除青海、西藏、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和上海外,還應加上河南賈湖一帶。長江流域有一萬年以上的茶文化遺址(南京溧水),一萬五千年以上的工陶文化遺址(江西萬年、湖南道縣),十萬年以上的現代人源頭(湖南道縣),三十萬年以上的直立人遺址(南京湯山),這些都爲長江文明起源論奠定了紮實的考古基礎,“長江文明起源”高峰論壇的舉行恰逢其時。

高廟遺址發掘主持人、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會長賀剛教授

高廟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獨特地位

考古在研究文明起源中具有基礎地位,可以說,沒有考古,根本就不會有現在對上古史的重新研究,就不會質疑黃河起源論。湖南的學者提出湖南起源論,是建立在最早的城市、最早的陶片、最早的栽培稻都發現于湖南這些考古成果基礎上的。猶太血統的台灣學者郭靜雲提出夏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湖北,也是建立在石家河古城的一系列考古基礎上的。

枕戈在现场拿出两幅图与朋友们分享,说:“一般朋友要了解现代人类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只需要读懂和记住这两幅图就可以了。一幅就是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路线图,一幅就是賀剛教授的高廟文化傳播路線圖。尤其贺刚教授的那幅图,在学术界的引用率已经十分高,可见高廟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獨特地位。”

黃石教授的現代人Y染色體出東亞圖

賀剛教授的高廟文化傳播路線圖

賀剛教授說,之所以要成立湖南省伏羲研究會,推動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因爲我們的教科書講三皇五帝都在黃河流域,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高廟文明顛覆了傳統認知,高廟考古中出土了許多舉世無雙的文物,說明高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賀剛教授重點介紹了兩項成果:

一是八角星圖像。八角星圖像在全國史前遺存中發現了近20例,其中以高廟早期遺存(距今7800年至7000年)發現的年代最早,且已具備了安徽淩家灘玉器上八角星圖像的基本要素——中心部位的方框、方框外的圓圈、等分的八角星,以及八角星圖像外圍的圓形天體。2016年11月30日,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中國曆法在世界文化中具有獨特地位。賀剛認爲,高廟距今7000多年前的“八角星圖像”,正是高廟先民對于太陽周年運動的摹寫,爲曆法的起源找到了依據。

二是鳳鳥。中國人常說“龍鳳呈祥”,龍鳳正是中國最重要的圖騰。2004年3月進行的一次發掘中,一個較爲完整的白色陶罐露了出來。白陶罐頸部和肩部各戳印有東方神鳥圖案,雖經7000余年浸淫,依舊栩栩如生——這就是鳳鳥。高廟的鳳鳥圖案比河姆渡遺址又早500年,令世人驚訝不已。

東北大學中國滿學研究院民族關系研究所副所長、《語言人類學》第二作者田景黎美

多學科推動文明起源的研究

除了文獻學、考古學、分子學助推了文明起源研究熱,語言人類學、冰川學、民俗學也加入到了文明起源研究的陣營中。

東北大學中國滿學研究院民族關系研究所副所長、《語言人類學》第二作者田景黎美分享了她的语言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她说,我国的现代标准普通话和长江以南各地的方言区别比较大,位于我国东边的日语受中古汉语影响很大(唐宋音),而最近几年的长期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西南地区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与现代的英语呈现出一些相似性,在语言上疑似同源。作为一位出生于湘西的学人,她认为,语言研究不能只聚焦于语言本体,不能割裂语言本体和使用该语言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她试图通过语言人类学来破解人类语言、尤其是语音的文明密码。在现场,她向各位学者演绎了几十个中英词汇的相似处,并辅以相当多生动有趣的例子,说明了中英文乃至中文与其他语言在语言源头上所具有的共通性,让大家脑洞大开。

在場的王佩良博士就此提出,三苗人也許是英國人的祖先之一,田景黎美女士的語言人類學研究爲共同探討文明發生、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途徑。

《誰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作者閻朝科

《誰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作者閻朝科以他的“冰川说”阐述了他的文明历史观:全球冰期的基本分界是以北纬30度左右为界,上行地区是“死亡地带”,下行地区是“生命地带”。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世界上诸多奇异现象均产生于北纬30度左右一线,原因就在此。在中国,湖南湖北正好处于北纬30度上下,整个长江流域是地球北纬30度上下最大的一片绿洲,所以这注定了湖南高庙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他还发现高庙文化中有不少文字符号与苏美尔文字相似,且苏美尔人自称是“黑头人”,即是黄种人,苏美尔文明突然在两河流域爆发又突然消失,说明这是一支移民文明,故西方所言世界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距今6000余年)有可能来源于湖南高庙(距今7800年左右)。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王佩良博士認爲,關于人類文明起源于長江流域的研究課題,契合了黨中央關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軟勢力”的科學論斷,順應了國家領導人關于“建設長江經濟帶”“推進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正逢其時,意義重大。他說,從民俗信仰的角度切入,與神話、文獻、考古、語言、基因圖譜相互參證,有助于推進人類文明發源于長江流域的課題研究:如荷花現爲泰國、印度、埃及國花,湖南亦稱芙蓉國,湘潭爲蓮城,北宋周敦頤寫《愛蓮說》,二千一百年前造的馬王堆漢墓出土蓮藕湯,從長江流域至東南亞、南亞、東非的蓮荷信仰習俗,可勾勒上古絲綢之路與東方文明西傳之密碼。懷化洪江高廟遺址出土的白陶,刻劃的建木測日影,體現的是天帝太陽神信仰,建木可能是杉、楓、柏、松直立喬木。貴州從江縣苗俗,人剛誕生,長輩爲其植楓,嬰孩長大楓亦大,人死則砍其楓,掏其樹心爲棺葬之,並在墳瑩上植楓,楓樹伴隨苗人的一生。其俗傳至美洲印第安人群,今加拿大國旗有楓,被譽爲楓葉國度。侗人生前住杉木屋,百年後用杉木打造千年長生屋。漢代王室墓葬規制黃腸題湊,亦用柏木造墓。人們用楓、杉、柏建房造墓,不論陽間亦或陰間,都體現對太陽神的崇拜。建木傳至歐洲融入基督教,成爲聖誕樹雪松。因此,從建木信仰亦可考察東西文化相通之理。

中國炎黃學會理事、常德市屈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于試先生針對常德城頭山這座中國最古老的城市,數次撰文,認爲炎帝建都于城頭山。他2010年首發《炎帝出南方聚證》,2014年發表《試論炎帝建都城頭山》,2016年再發表《漫談曆山國-再論炎帝建都城頭山》,引起不小反響。此次圍繞城頭山這個主題,他重點剖析了祖、禾、豆三個字,論證了炎帝與城頭山的關系,爲人類文明起源于長江備一說。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肖敬東

不能以西方的標准爲標准,中國人應該提出新文明標准

當文明起源研究成爲一門顯學以後,在場的學者提出了“文明標准”這一話題,即中國人應當如何爲文明起源研究制定國際標准?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肖敬東认为,近一个世纪西方的文明起源研究主导了世界学术,一方面在于他们的考古学、分子人类学走在各国前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制定了所谓的城市、文字和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的标准。在这三方面,依据现有的考古,古代中华文明还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这三个要素其实是高度成熟文明的标志,在这之前人类文明还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中国南方出土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距今14000-18000年的道县玉蟾岩)、最早的陶片(距今21000年左右的道县玉蟾岩),最早的宗教祭祀场所(距今7800年的高庙)。中国长江流域适合农耕也拥有最早的农耕文明,如果以稻种、陶器、乡村聚落为标准,则中华文明把西方的早期文明远远甩在后面,在世界文明中具有压倒性优势。文明起源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应注重对“文明标准”的制定。

湖北學者、《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作者黃忠平

湖北學者、《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作者黃忠平特别讲到西方文明的“作假”问题,不能说古希腊罗马文明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明显可看出那是夸大和包装出来的文明。这个并不是中国学者出于民族情绪而攻击西方文明,而是西方严谨的学者自己质疑得出的结论。比如,希腊半岛其实是中纬度地区的荒岛,不适合耕作,一个城邦也就是几千几万人,但据说古希腊发展出了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希腊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动辄写出几十万字的皇皇巨著,著作总量达几百万字,当时这是在什么条件下写出来的?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有人指出希腊的哲学著作其实文艺复兴以后由犹太资本家出资组织团队编撰出来的。而文艺复兴后西欧文明的崛起,与其说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如说直接受到了当时强大的阿拉伯文明和东方的中华文明的启蒙影响。黄忠平也认可长江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的起源地,因为长江流域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最优越,适合农耕,人类解决了吃饭问题、实现了定居后,才开始创造文化文明,否则依旧处于野蛮中。

青年儒者、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黃守愚

大陸新儒家事業的推動者之一、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黃守愚強調,史前文化研究必須要有專業規範和法則,並形成共識。基本的學術素養,來自幾十年的專業訓練。從業者應本著求真的精神,不能信口雌黃,否則失去公信力。目前對于史前文化研究,主要是王國維開創的二重證據法。然而,二重證據法也存在瑕疵。對于文獻,存在一個書寫者的“敘事學”書寫問題,今人已難以揭示曆史真相。當前一些學者幼稚、簡單地運用文獻對應地下考古,按圖索骥,未免有點學術粗暴。考古學家張光直就一直在做自己推翻自己老觀點的工作。事件如何進入書寫者書寫的視野,運用如何的邏輯來書寫,其結構和背後的思想如何,目前的史學家還沒有真正的討論。任何科學發明,先有直覺和想象,再進入邏輯論證。因此,史學研究注重證據,也不可忽視想象。杜鋼建教授作爲一個廣義的春秋公羊學家,建構史前文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開創了他的“世界新文明史觀”,自成一家之言,應當在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行易教授

文明起源研究要遵循一定的學術規範

文化學者周行易最後在會上陳述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他表明自己對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國乃至長江流域沒有研究,不敢妄言,他目前只關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他認爲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重視長江流域乃至湖南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個值得肯定,但他不贊同“湖南中心論”的提法。雖然多年前他提過“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中心在湖南”,那是在特定的語境下說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基于這樣的學術思考:長期以來,在“中原中心論”的影響下,人們一直認爲湖南是南蠻之地,湖南是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才開發的,其實這只是曆史多菱鏡的一個方面。而最近20多年來的考古學材料表明,早在5000年前,在湖南這塊土地上已經出現了迄今爲止東亞大陸最早的陶器、稻作、宗教禮儀建築和城址,還出現了八角星圖像、鳳鳥圖像等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精神建構的文化符號,這些東西後來不斷向長江以北的黃河、遼河流域傳播、發展,成爲了最終形成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基礎。

另外,從現代人起源的視域看,中國的分子人類學家和體質人類學家雖在現代人起源上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爲中國人的祖先是由南往北遷徙,而不是由北往南遷徙,在這個遷徙過程中,湖南是重要的文化孕生地和文化通道。如果以距今5000年爲時間節點,來比較中原與湖南地區的文明程度,當時的中原文化顯然沒有湖南地區高。特別是以通常理解的文明起源要素之一“城市”爲衡量指標,更是如此。因此,他當年提出了“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中心在湖南”的觀點。但這個文明“中心”也是不斷由南往北移動變化的,沒有固定不變的“中心”。五千年前在湖南出現的那些文明成果,是中國人共同的祖先創造的,不能僅視爲今天湖南人的驕傲。他認爲做人類上古史研究,不應有地方情緒,也不應有民族、國家情緒,當時沒有這些觀念。

其次,周行易還強調,不管從什麽角度研究人類文明起源,都要遵循一定的學術規範,可以用不同學科理論、方法,從不同思維視角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基本的學術規範還是要遵守的。而且,開展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一定要有一個邏輯起點,在時間上要有個基本的範圍,不能在現代人類起源甚至人類起源這根時間軸上任意拉伸,漫無邊際。當然,可以有自己對“文明”的不同理解,但一定要先有界定,使人有所適從。這樣,不同的學術觀點才可以正常碰撞、交流,從而使研究工作得以深入,最大程度地接近曆史真相。他希望,“官科”和“民科”應共同努力,“民科”的熱情可嘉,但“官科”應引領“民科”走向學術規範,使文明起源研究更上新台階。

來源:紅網,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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